□王厚明
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曾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他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并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他：“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喜欢热闹，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他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后，裴矩率部归降于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屡屡诤言直谏，敢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对于裴矩前后的变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述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按照古代的说法，“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毕竟，真话、诤言，多为逆耳之言，并不中听，可能弄僵关系不说，甚至还会引来无妄之灾、杀身之祸。很多人都信奉“祸从口出”的生存哲学，多说察言观色的“讨好话”、报喜藏忧的“称心话”、虚情假意的“违心话”、溜须拍马的“奉承话”。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于是悄然风行起来。
显然，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人们才敢于讲真话、乐于讲真话。听真话不仅需要虚怀若谷的胸襟，也需要创设平等对话的氛围，否则，就容易产生交流障碍和隔阂。
蔡元培先生德高望重，平时也从不摆架子，乐于听师生们的真心话。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和学生交流中突然发问：“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一时不明就里，感觉凭蔡校长的学识，这个问题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皆不敢贸然回答。过了一会儿，有名学生小声说：“等于二呗。”蔡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嘛。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连真理也不敢说了。真理就是真理。”
学生们面对蔡元培先生的简单问题，哪怕是知道答案也不敢贸然应答，是因为怕说错话、丢面子，这当然更囿于蔡元培的权威身份。这个故事也提醒人们，有些权威身份可能会让人顾忌、有所保留，所以人们讲真话还需要打破固有的思想枷锁。
一个愿听真话的人，如果遇到一直不愿对自己掏心窝讲真话的人，只能敬而远之。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对缄口保身之辈，也需作一区隔，不妨学学晏婴的做法。
《说苑》记载，高缭曾在齐相晏婴手下做官，三年后，晏婴却把他辞退了。身边的人劝阻说：“高缭侍奉先生并无过错，您不仅没给他职位，还要辞退他，这难道是道义允许的吗?”晏婴说：“我是一个浅陋的人，有了大家的支持辅助，我才能在朝中立足。如今，高缭跟随了我三年，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纠正我过失的话，这就是我辞退他的原因。”
古人云：“善真为德。”讲真话，折射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有公心正气的体现。听真话，同样是一种可贵品格，有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胸怀，就拥抱了真理，拥有了力量。列宁说：“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从这个意义而言，讲真话，听真话，营造求真务实的环境和氛围，是每一个渴望强国兴邦的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