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关注宏大历史，聚焦时代变迁
长篇小说经常从地域文化中找到某种依托，在时代精神与地方景观之间建构一种深层的文化关联。
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选择了白洋淀这片热土，试图在重大题材领域进行突破，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构一种更为稳固的关系。《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在正式出版之前，分别在《芳草》《中国作家》和《人民文学》上发表。这部三卷本的长篇巨制是作家在白洋淀上王家寨村五年驻村体验生活的成果。小说从历史变迁的视野切入，聚焦普通民众在时代变迁中的心理变化，折射出波澜壮阔的水乡巨变。第一卷以几个家族的命运来展现白洋淀地区革命战争时期的复杂局面。百岁高龄的老奶奶铃铛，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战乱、贫困，也见证了党领导下的反击蓝灯匪、智斗保安团等斗争，参加了雁翎队反击日军的战斗。后两卷采用全知视角描绘雄安新区的发展变化。铃铛奶奶的孙子王决心从普通农民成为城市建设者，后来与荞麦一起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这些新区建设者在心灵的震荡中通过艰难的抉择完成了自我转变。作家站在乡村视角看现代城市的诞生，既谱写了新时代水乡巨变的壮歌，又勾勒出普通民众追逐梦想的身影。
在关注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的同时，作家们以多种叙述方式对日常生活以及丰富的心灵体验进行了持续开掘。
刘荣书的《信使》（《民族文学》2022年第6期）以探案小说的形式，对不同人物的复杂心理进行了深入追问。凭借“风河谷命案”升职却始终无法打开心结的曹河运，因案件改变命运一直无法与年少时的记忆和解的江一妍，以及始终在逃避真相的陆氏父子，他们都因案件的种种疑点而承受着心灵的重负。真相渐渐浮出水面的过程，也是隐秘的人性张力慢慢呈现的过程。“幸运信使”或“黑暗信史”无法依靠等待而出现，而是需要不断追索和持续行动，才能完成自我救赎和实现生命价值。
康志刚的长篇小说《滹沱人家》（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呈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村生活变迁的图景，探寻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心理变化轨迹。新运和瑞霞从最初的劳作到后来的经商再到城市打拼，终于闯出了一条不同于祖辈的人生之路。小说通过几代人的命运，展现出农村历时性的整体变迁，既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拼搏与抗争，又营造出了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中短篇小说：呈现生活经验，描摹心灵世界
灵活多样的中短篇小说，不但能快速呈现当下生活的不同经验领域，而且能准确描摹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同时也容易体现出小说美学风格的新变化。
刘建东凭借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是河北文学界的重要收获。他的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收录了《丹麦奶糖》《甘草之味》《声音的集市》等十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均属于“董仙生系列”。刘建东在这个知识分子小说系列中，塑造了富有时代气息的人物群像，呈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认知和价值观念的冲突。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采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巧妙地讲述了革命年代一个无名又无声的传奇故事。这是整部小说集中唯一一篇书写历史的小说，并没有出现董仙生的身影，但是作家却偏偏以此篇小说命名整部小说集。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命名和文本之间构成一种奇妙的“缺席的在场”关系，同时引发人们关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思考。
云舒和梅驿分别出版了小说集《K线人生》（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和《空房子》（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云舒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具有良好情绪管理能力的时代弄潮儿，他们在商海浮沉和权力追逐中感悟多种多样的人生。《爱情投资模型》（《小说月报·原创版》2022年第2期）中的石媛媛是从事了半辈子金融工作的女强人，可是婚姻生活中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时间的玫瑰”，离婚后依靠数据模型对男友的选择也出现了严重偏差，可见感情生活无法根据K线图或者模型调整仓位。相比之下，梅驿的小说更加侧重捕捉日常生活的质感，对个体命运的反思具有哲学深度。收入小说集中的《并蒂》（发表于《芳草》2022年第4期）是关于三个女人——“我”、千珍和杨冬阳的故事。人到中年的“我”和丈夫糊里糊涂分居，日子在半推半就中慢慢流逝。千珍离婚后频繁更换男友，以此抵抗情感世界的空虚。只有杨冬阳是爱情执着的守望者，她相信还有一个以不同法则运行的世界，试图用“相信”在拯救自己的同时改变身边的人。可是感动过无数人的“鲜花和白菜”的故事，终究是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小说弥漫着一种看透“真相”后的悲凉。
左马右各和焦冲创作精力旺盛，发表小说数量多且能敏锐击中社会的痛点。以煤矿生活为基点，左马右各的小说一直在诉说命运的波诡与世事的沧桑。《二街旧事》（《湖南文学》2022年第4期）写的是文家两兄弟的江湖混迹史。绰号为“狼”的文老五因一场恶战保持着矿区混混史的纪录。文老七摆脱了街头混子式的逞勇斗狠，发现了隐在深处的江湖规则，历尽风光却也无法躲避命运的跌宕翻转。小说在讲述粗粝混沌的人生景观时，弥漫着一股硬朗的青春荷尔蒙气息。《邵青春的两个太阳》（《十月》2022年第1期）中的“精神病人”邵青春，身上有一种屡遭伤害依然坚定的精神力量。她的一句“瓦西里同志，你有责任，懂吗？我们都有责任拯救这个陷入危难的世界”，表面看起来疯癫，实际上却是狂人式的清醒。焦冲的《相助》（《中国作家》2022年第5期）以陆歆语和唐糖经历的网络事件为线索，回应了现代人被信息碎片围困的窘境。暴富的网红大V让普通人的辛劳受到嘲笑，一个个网络陷阱也在消耗着人们的怜悯之心。小说生动呈现了被网络搅动得内心不宁的现代人的生存景观，让人们看到自身在信息黑洞之中的错愕和迷失。
一些作家更愿意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捕捉人们内心深处的喜与悲、爱与痛。张敦的《飞了》（《作家》2022年第3期）借多次登上热搜的新闻，描述了底层青年的困顿生活。因房价低廉，鹤岗意外成为年轻人的“圆梦之地”，但是有了房子的云飞却离奇自杀了。小说的主要情节集中在“我”和吴英去帮云飞处理后事前后的旅途见闻和往事追忆。在凋敝的氛围下，展现了小城的衰败、青年人的拮据、生活的困厄，以及人们无所归依的精神困境。高玉昆的《刻匾》（《清明》2022年第4期）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老耿与周老爷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利益面前人性的善恶一览无余，同时也对文艺圈的不良现象进行了剖析。杨健棣《洗洁精》（《小说林》2022年第2期）的核心意象“洗洁精”，既是瑞红和“我”在穷困潦倒时的谋生工具，又暗示着污浊的心灵需要清洗。小说将凶杀、金钱、爱情、侠义等通俗小说元素融入文本，描绘了诸多社会边缘人的真实画像。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古老道义的咏叹总会让人深深感动。唐慧琴《嫦娥奔月》（《钟山》2022年第4期）中美好的人性并没有被物化和异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小石头身边是相濡以沫的妻子、灵魂相通的“石友”。虽然病魔无法战胜，但是这些美好的情感与月亮湾的山水、嫦娥奔月的奇石相互呼应，犹如一首极富挽歌气息的田园浪漫曲。同样是面临死亡的威胁，常聪慧《幻听症》（《湖南文学》2022年第1期）中的人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老妇人”守着比自己大三十岁卧病于床的男人，诉说着儿孙满堂相守一生所面临的种种考验。而“我”和妻子在女儿车祸后各奔东西，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无法自拔。真实的自我分解在众生喧哗里，只能在虚妄中构建别人愿意看到的现实。虽然的《爱情事故》（《上海文学》2022年第1期）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勾勒出男女主人公二十年来复杂的爱情体验。深陷于情感与伦理的巨大冲突中，这场“爱情事故”最终没有幸存者。
值得一提的是，《长城》杂志的“冀军新实力”栏目为河北小说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2022年发表的小说体现了现代人应对个体困境的不同方式。徐广慧《杠王》中的小木头通过离乡、还乡，最终成为新“杠王”，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成长。反复出现的号子声是对过往的告别，也是对精神自由的迎接。杨辉素的《从大雪落下开始》选取生活的横断面，让三个自闭症儿童家庭的遭遇缓缓浮现在读者面前。他们在悲苦的命运中从未停止寻找人间温暖。清寒的《下落》和璧如的《女人如玉》描绘的是青春褪色后的家庭婚姻生活。无论是“我”和苗松子、“拐子马”与“耳朵”，还是如玉和王祎，都在经受着直面生活真相的折磨。面对肉体与精神的不安与躁动，如何处理自我意识和社会规约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考验。
其他：文本实验和叙事探索
虽然文本实验和叙事探索并不是河北小说的强项，但是一些作家的努力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解笔下的“河湾世界”是独特而迷人的。无论是《影子时代》（《长江文艺》2022年第7期）还是《飘忽不定》（《雨花》2022年第7期），抑或是《身后阵风忽起》（《当代人》2022年第9期），都在呈现这个玄妙世界的一角。在山河起伏、人世沧桑的时空远景中，人与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甚至与自己的灵魂构成一种“生命关系”，而非一般世俗意义上的生存关系。在这个世界，月亮可以被大风吹走，大地可以突然掉落，老牛可以与人结拜兄弟，人能听到自己灵魂的声音……如梦似幻的场景处处可见灵魂的影子，看似荒诞的故事时时隐藏着生命的追问，既妙趣横生又诗意盎然，既古灵精怪又醇厚素朴。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构成一种奇妙的对话，让人们看到自身局限性的同时，又敞开了一个更为丰盈的生命空间。
李浩的小说一直保持着形式实验和历史追问之间的必要张力。《像是影子像是其他》（《江南》2022年第2期）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奶奶、父亲、母亲、四叔口中的爷爷，在这些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一个机智勇敢、铁面无私的革命者形象出现了。而大量地方资料的不同记述，又勾勒出一个“换命”的故事。小说不同信息源既补充互证又龃龉不合，充满歧义与张力。叶勐的《还乡三叠》（《黄河》2022年第2期），表面上是以三明等人给故乡拍摄电影为主线索的“欢乐颂”，实际上却是以师傅日记为核心、对逐渐远去的故土文化进行追忆和回溯的挽歌。众人跟着师傅的日记重走山谷，其间穿插着日记里的许多民间传说与离奇故事，亦真亦幻。张雅丽的《麦田青青》描绘了一位农村少年独自骑自行车远行的一次“探险”。这是少年最初对世界的张望，是世界和自身双向苏醒的一个片段，纯净中隐含着某种危险的气息。小说以超级写实手法将阳光下变幻多彩的麦田和少年内心情绪的变化结合得恰到好处，光影的变换也仿佛氤氲着生命的气息。
“90后”作者们试图在不断实验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节奏和特色。贾若萱的《凤凰山下》（《广州文艺》2022年第10期）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故事里的女性有的恪守传统，有的大胆无畏，相似的是她们都不满于黯淡的现状，对未来心怀迷茫却又坚定向往。作者依旧在平缓温和的行文节奏中保持克制，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融于生活化的情境。李景泽的《天亮了》（《当代人》2022年第9期）以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场拉锯战，串联起一个融合了噩梦、逃亡等多种元素的故事，将人性中践踏生命的狠辣、逃避惩罚的恐惧、良心谴责的不安、思念孩子的深情等多面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始终弥漫着一种神秘气息，具有很强的象征色彩。袁予诺的《蝴蝶停过松枝》（《长城》2022年第1期）以细致的笔触展现了年轻人复杂的内心渴望。他们正值逐梦之年，处于想要和得不到的矛盾之中，既需要物质的满足、理想抱负的实现，同时也需要真正的理解与体谅。
行文至此，印象深刻的是很多小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疾病，这和我们经历的疫情形成了对应和对话。生活总是在阵痛中积攒着某种转机和希望，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都是难得的文学资材。正如许多文本召唤的那样，我们的生活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是呀，严寒的日子渐行渐远，谁又能阻挡住春天的脚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