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众所周知，唐诗是以写景抒情取胜的，极少有这种说理的诗词。不过，白居易此诗确实道出了一个真理：人生的品位、造化如何，需要进行全过程考察，光看半截，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周作人在抗战时期出任“伪职”。世人讲到文人气节，总喜欢拿他做“反面教材”。然而，周作人生命的“前半截儿”，却也有使人称道的地方。
李大钊先生被杀害后，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载了有关“李大钊身后萧条”的新闻，并配短评讥讽：“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么，他的文章他的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
读到此文，周作人非常气愤，当即撰写了《日本人的好意》反驳：“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照我们的观察说来，日本民族是素来不太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例证……日本人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别有用心，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
显然，周作人的愤怒不是伪装出来的，只要考察他“五四”时期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反军阀混战、呼吁民族团结的立场，就不难发现，早期的周作人，确实具有一定的爱国心。
极负盛名的李叔同先生，出生于天津的大盐商家庭，18岁结婚，娶了茶商之女俞氏为妻，他的二哥文熙，一次就从家产中拨出30万银圆，供李叔同家用。要知道，即使在30年后，顶尖级大学教授的月薪，也只有500元，就是这500元也能过得非常舒适。或许是因为钱多得花不完吧，李叔同在上海生活阔绰，唱曲吟赋，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五光十色。
母亲逝世后，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开始在学业方面有所成就，并萌生深深的家国情怀。留学归来，他先后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等处教书，全心全意培育人才，颇得好评。出家研佛后，他也时刻不忘教导僧众爱国。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李叔同在山东青岛湛山寺，写下两个大字“殉教”，张贴于室内，并作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1938年初，李叔同到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一天，在斋堂用餐时，他突然放下碗筷，泪流满面。众僧不知所措，纷纷询问缘故，李叔同解释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李叔同言毕，大家都默然无声，只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很明显，与周作人不一样，李叔同在人生的“后半截儿”，才显露出高洁的操守。同是前后“两半截儿”，世人多高看李叔同，而瞧不起周作人，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年轻时，犯点儿错误不要紧，年轻，便有时间改正错误，改正了，还可以做世人的榜样；若是前面虽然做得不错，后来却是非不分，越来越陷入泥潭，最终便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赞颂。有些人说，一个人年轻时都能分清是非曲直，年纪大了为什么不能？唯一的解释是，此人后来的灵魂，被一时之利益所收买了。
社会生活中，总是会有一种净化机制，它的要义之一便是，鼓励公众朝“做好人”的方向努力，不断自新、不懈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