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红军长征史》一书首次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多位党政军领导同志题词。郭德宏和张树军同志担任主编，多位专家参加编写和审定。2016年蒋建农同志作了修订。该书自出版以来广受欢迎，多次重印，荣获国家图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是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经典著作。2025年4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完整保留2016年版内容基础上，对封面和装帧作了全新设计，出版了典藏特装版，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感。通过学习，我觉得可以用四个“统一”来概括这部书的叙史特色。
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本书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参加编写、统改和审定的同志为党史、军史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因此，在人员组成方面，这部书拥有“国家队”阵容。从内容上看，这部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写作依据，确保本书的政治导向、主旨思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讲党性，就要做到为党立言，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苦难辉煌，讲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部书在分析长征胜利的原因时，第一条便落脚在党的领导上，即“及时地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头到尾读下来，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同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斗争中确立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部书指出，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贯彻执行”。讲科学性，关键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写作原则。例如，这部书对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予以如实记述，同时写道：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虽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并没有借主持会议的权力去压制别人的意见”。对犯错同志进行正反两方面评述，可以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党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的充分体现。
二、准确性与生动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胡乔木同志认为，党史著作“要写得让那些对党史没有多少兴趣的普通读者，读了也有所收获”。党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史实准确是基本要求。2016年，蒋建农同志根据近20年来国内长征史研究的新成果，对少数史实及差错进行了订正，使得这部书更加严谨、准确，进一步提升了史学价值。
作为一部党史著作，生动的文笔能够感染读者，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具有更长远的普及性和影响力。在红军突破嘉陵江后，这部书引用了当地群众一首赞美红军胜利、嘲讽四川军阀失败的民谣：“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看你又如何？！”这些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刻画，似乎将读者送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长征期间，战友之间感人至深的场面数不胜数。例如，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在过草地期间为身体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抬担架；19年后杨立三去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坚持要给他抬棺送葬。这种前后呼应的写法，将二人的深厚情谊刻画得淋漓尽致，读后让人泪目。再如，这部书写到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后，毛泽东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即兴赋词《清平乐·六盘山》。领袖诗词为书稿增添了文采，抒发了党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
三、本然和所以然的统一
胡乔木同志曾经称赞《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我觉得，《红军长征史》这部书同样具备这个特点。首先，从“历史的本然”来看，这部书用了10章来记述红军长征全过程，如实记录长征过程、重要战斗、重要会议、重要事件等，帮助读者了解长征的基本史实，对长征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
然而，只写这些是不够的，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还需要写清楚“历史的所以然”。这部书在叙述过程中对事件背景、决策过程、效果与影响等都作了交代。例如，在记述毛泽东作出关于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时，比较详细地作了三点解释：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可以打乱敌军围歼计划。在记述娄山关战斗时，对娄山关的地理位置、地势特征作了详细记述，指出该地是遵义与桐梓两地的要冲、遵义北大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央红军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下一步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为了更加系统地总结“历史的所以然”，在结束语中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影响、原因、经验及世界影响，作了较为系统和详尽的分析，充分体现了编著者对历史的科学思考与前瞻性分析。
四、史学价值与文献价值的统一
这部书根据叙史的需要，引用了相当数量的权威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史料，对历史叙事以有力支撑。据粗略统计，全书参考书目达到140多部，引用回忆史料或传记内容的地方达150处之多。例如，在记述红军战士翻越大雪山时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时，本书引用了萧锋《长征日记》的内容：“一路上，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看到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就扶护。真是阶级感情深似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所引用的史料和文献，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编辑出版的图书，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献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当局的史料。此外，还有国外人士的著作，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在本书的最后，作者专门以《红军长征的世界影响》为题，系统梳理了外国对红军长征的记录和评价，属于一篇较为系统全面的学术综述。多角度、多领域的史料运用，可以产生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良好效果，大大增加了本书史实的可信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此时此刻，广大党员干部如果能够读一读这部《红军长征史》，一定会收获感动、汲取正能量，这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团结奋斗，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