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我不满十七岁，从保定七中应征入伍。那年月，能当上光荣的女兵，是一件顶体面的事。我嫌自己原本的名字“淑梅”俗气，便自作主张改成了“志军”——时髦、响亮，像是把一颗心也武装了起来。入伍后，我先在部队机关做了两年多打字员，后调往唐山驻军医院二所，从卫生员做起，慢慢提为护士。如今回想那些年的尴尬事，不觉难为情，反倒觉得有趣了。
初当卫生员那年，我十九岁，没上过护校，不曾受过一天专业培训，只由护士长领着，边干边学。我生来胆怯，对人体结构一无所知，见了抢救病人的场面便往后退。特别是遇到因抢救无效而去世的人，老护士们冲在前面，手脚麻利，冲洗、穿衣，一气呵成，我却躲得远远的，扭着脸，闭着眼，连呼吸都屏住了。
一个酷暑的夜晚，徐护士长带我值夜班。她一手举着手电，一手费力地拎着装满冰块的大桶，进了护办室，她喘了口气，对我说：“小袁，走，帮我去太平间给遗体换换冰。”她说得轻松，我却一哆嗦：“啊！遗体？”她是个直爽人，看见我那副胆怯的样子，笑了：“啊什么啊？当护士得胆子大，你就是欠锻炼。走吧。”
太平间在医院的西北角，是一间孤零零的平房，从科室走过去少说也得一刻钟。我不情愿地抬起冰桶——徐护士长比我高，让我走在前头。出了病房楼，外面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手电筒的光微弱得如同萤火，照不了几步远。四下里静得瘆人，我耳边嗡嗡直响，分不清是蝉鸣，还是自己的心跳声。我感觉两条腿发硬，迈一步都费劲，仿佛比手里抬着的冰桶还要沉。徐护士长边走边宽慰我：“刚开始都这样，慢慢就好了。人都有这一天，没什么可怕的。”
走到太平间门口，上方一盏灯泡忽明忽暗，照着门前的大槐树，树影也跟着忽隐忽现。我的心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
放下冰桶，徐护士长掏钥匙开锁，推门进去，拉亮了灯，又出来提起冰桶快步走进去，回头催我：“快进来呀！”我把木棍靠在槐树上，心惊胆战地挪了进去。那会儿的太平间简陋得很，没有冰柜。七八张空床一字排开，只有靠门口那张床上躺着一具遗体，蒙着白布单，床下洇了一摊水迹。徐护士长说：“冰都化了，快摆！”她手脚麻利地往遗体四周摆冰块，我却像被冻住了，立在原地动弹不得。她走过来，一把拽我到床边：“这里是脚，你摆下边，头部我来。”我小声应了个“好”，双手抱起一块冰，像小孩点鞭炮似的，远远地丢到脚下。如此几个来回，桶便空了。
徐护士长搓搓冰凉的双手，提起桶说：“你来关灯、锁门。”说罢，快步走了出去。我赶紧拉下灯绳，锁上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谁知转身要走，却怎么也迈不动步了，我吓得变了嗓音：“护士长！快帮帮我！”她忙走回来拉住我的手：“别怕、别怕！”可我依然动不了，脑子里接连冒出一个个荒唐念头，把自己吓了个半死。徐护士长走过来，低头一看，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原来是我的白大褂下角，被门缝夹住了。她松了松门，帮我拽出衣角。我此时满脸泪水，看她大笑的样子，自己也破涕为笑。
还有一回，外科贾医生做手术，缺个助手。原定的王护士临时有事，便让我顶上。那时我刚到科室不到一周，什么都不懂，犹犹豫豫地问：“我能行吗？”贾医生说：“行！我要什么你递什么——手术刀、剪子、镊子，就这些。”我一听，心里竟有些得意：刚下科室就能参加手术，给主治医生当助手，多光荣啊。
去手术室的路上，我问：“今天做什么手术？”贾医生吭哧了两声，含混地说：“给一个小战士切包皮。”我不明白：“什么是包皮？”他说：“别问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进了手术室，洗手就用了一刻钟。肥皂加小刷子，至少三遍，指甲缝也不能放过，冲洗干净后，再把双手伸进消毒水里浸泡，弯得腰都酸了。值班员帮我俩穿上手术衣，戴上帽子、口罩、胶皮手套。我学着贾医生的样子，双手举过头顶，走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不大，正中一张手术床。一个小战士老老实实躺着，身上盖着白床单，只露出头来。贾医生站在床右侧，让我站在左侧的小推车旁。我刚站好，突然，床单下的小战士有了生理反应，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大步。那时我从未谈过恋爱，对男性的身体一无所知，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贾医生忙冲那小战士说：“别激动！看，把我们小袁吓着了。”接着，他伸长胳膊，从我这边的手术盘里取了一把镊子，挑起床单扔到一旁。小战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我脑袋“嗡”一声，脸烫得像着了火，心慌意乱，竟结巴起来：“我不……不给你当助手了……”
贾医生倒也没生气：“好吧，我自己来。你把推车推到我这边就行。”我忙把车推过去，转身便落荒而逃。
事后，徐护士长单独找我谈话。她给我讲了南丁格尔的故事——那位真正的女护士，如何提着油灯巡视战地医院，如何让士兵们感受“提灯天使”的温暖，如何把身份低微的护理工作，提升到崇高的地位，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她的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护士长说：“南丁格尔九十岁去世，她一辈子忘了自己的性别，只记得救死扶伤。咱们做护士的，面对病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认伤与病。”
那番话，字字敲在我心上。像干涸的土地遇了雨，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化开了。从那以后，我干护理工作越来越精心，越来越踏实。为卧床的男病人端屎接尿，不嫌脏，不害羞；参加危重病人抢救，不再往后躲；为逝者整容穿衣，也不再害怕，很快便能单独值夜班了。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灸，掌握了不少穴位，竟治好过七八位面神经麻痹的患者；我熟识了几百味中药，还练就了不用药戥子抓药的本事；我还学会了理发，常利用休息时间，为长期卧床的病人理发，年年被评为优秀护士。
后来，我被选送去军区机关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以那段护理工作的经历为素材，以徐护士长为原型，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冉曙光》。那是我第一次动笔写下的作品，后被收进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红花满山崖》，也登载在北京军区的《连队文艺》上。
我为自己曾是一名护士而自豪，虽然做护理工作只有短短四年，但南丁格尔提灯的身影，已在我心里生了根，再也忘不掉了。那盏灯，照过战地的黑夜，也照过一个十九岁姑娘的胆怯、慌张与成长。如今想来，青春能有一件白衣作底，大抵也算没有虚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