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关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新学年“始业式”上向学子们提出三个问题：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老校长要求大家每日“三省吾身”，做到知行合一。不久，全校学生参与到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积极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南开成为社会公认的爱国模范、抗日基地。这种教育环境也成为英才辈出的沃土。
今年是“爱国三问”提出90周年，“一二·九”运动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爱国三问”有着超越时代的价值，值得我们在内心中不断叩问、反思、回答。
● 因何而问
1935年的华夏大地风雨飘摇，东北已然沦陷，但日寇并未收手，图谋策动“华北自治”，继续蚕食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不力，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战上，对外则不加抵抗、节节退让。这一年，又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签订，国家门户洞开。如果华北沦陷，南开系列学校也难以保全。当此之时，学校何去何从？青年们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
年近六旬的张伯苓为“教育救国”拼搏大半生，可是国家反而走到了“国将不国”的局面，办学也面临空前危机。这年9月初，他专程到南京，争取教育部和各界的支持。七八十名在南京的南开校友召开欢迎会，也询问校长学校的未来。张伯苓对校友们说：“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如没有了国家，即使学校幸存，徒为敌人利用，以愚弄我国民，办南开学校，又有什么意义？”
回到天津后，张伯苓心情仍不能平静，此时新学年已经开始，他感到应该与新老同学谈谈当前的情况。张伯苓的讲话内容后来刊登在《南开校友》杂志上。可见讲话不仅是针对在校学生，也讲给所有南开系列学校离校的校友，说给遍布各地的全体南开人。讲话的题目是《认识环境，努力干去》，因为他认为“教育是帮助人应付环境的”。当时的环境如何呢？张伯苓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国，而这个国可是没有门，没有墙，这怎么好！”这是对“不抵抗”政策的痛斥。国家的墙“整个地倒下去”已成为危房，然而住在墙下的国民都认识到危机了吗？并没有，很多人仍只纠缠自己眼前的利益，根本没有想到国家存亡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张伯苓希望南开人首先要有这样的认识。
认识环境之后，关键是怎么去做。张伯苓的讲话总结为三个要点：“公、诚、努力”。“公”，首先是现代国家观念，要让每个国民都成为国家的主人。张伯苓最为痛心疾首的就是看到“大家在一块谈，谈到别人的坏处，大家精神百倍；说人好处，就不高兴了，好像不愿中国有好人”。对国人的幸灾乐祸，其实是自己缺少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当时中国人口虽多，但如一盘散沙，相互攻讦，内斗不止。张伯苓感叹：“这就是亡国的根源。”
说到这里，张伯苓提出了那振聋发聩的三个问题。他问同学们：“你是中国人吗？”同学们回答：“是！”他问：“你爱中国吗？”同学们回答：“爱！”他问：“你愿意中国好吗？”同学们回答：“愿意！”听到同学们肯定的回答，张伯苓说，“如果希望国家好，你就要得愿意中国人全都是好人”，南开人要“由一班、一个学校起下工夫，练习为公”。
有了“公心”之后，还要“诚”、要“努力”。“诚”就是真诚，不糊弄。张伯苓说，“南开要的是‘傻子’，不要聪明的”。所谓“聪明”，即今天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张伯苓要培养的人恰恰相反，要“傻不济济的干”，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对于“努力”，张伯苓比喻说“十一二月北风刮的顶厉害的时候，顶着北风走，这样顶下来，才能做大事”。这也就是南开人常说的“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 同题共答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共产党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正义之声响彻全国。12月初，为了反对“华北自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爱国青年的广泛响应，“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引发深切共鸣。
在天津，这年12月18日，全市学生举行大规模抗日示威活动。南路由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中等校学生组成，北路由当时的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法商学院、女师学院、河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组成。两支队伍冲破军警阻拦，在金钢桥胜利会师，最后会集到南开中学操场上，举行群众大会，成立天津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抗日宣言和通电，决定进行全市总罢课。
12月20日清晨，南开大学300余名学生在学校集合后，分头从不同车站登上同一列火车赴南京请愿。对照当时在校人数看，这几乎就是全体学生。行至沧州，铁路局发觉，列车因此受阻。此时已是寒冬，车上断水断火，学生们忍饥挨冻，坚持斗争。他们在沧州车站附近进行演讲、宣传抗日，不仅“全车旅客及站中民众无不被感下泪”，也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津浦员工消费合作社送来粳米70斤，沧州中学师生邀南开学子讲演，还请百人赴该校暂宿。
南京国民政府高度紧张，蒋介石指派两名专员北上劝阻学生，教育部发专电要求学校“派得力教职员，引导诸生返校”。实际上，校方对此次活动采取了默许态度，派了4名教师前往“送致食品及医药用品”，并未强迫学生。经过3天抗争，蒋介石的专员表示“可代达学生意见”。经此行动，南开人的爱国之诚进一步得到社会认可。《大公报》称：“南大的学风，在华北是一大特色，这些优秀青年的爱国纯情，可以使人敬佩。”
1936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全国压力，同意召开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座谈会。张伯苓亲自带领南开学生代表当面向蒋介石提出颁明救国方针、宣布华北屡次外交真相、切实保障华北安定与华北教育等要求。
参加“一二·九”运动不仅是呼吁与宣传，也让学生们自身的意志得到了锻炼，觉悟进一步提升，由此揭开了南开大学抗日救亡运动新的一页。从此，更多进步学生加入学生会，并与平津学联建立起紧密联系。1936年初，部分学生又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南开大学支部相继成立。南开师生的爱国活动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5月，南开校友周恩来自陕北瓦窑堡致函张伯苓，希望老师用自己的声望，“一言为天下先”，促成“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后来，张伯苓确实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7月，日寇将南开校园野蛮炸毁，并宣称南开是“反日的基地”。
听着“爱国三问”入学的南开学子，成为爱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有的走上抗日战场，涌现出许多抗战英烈，书写了诸多动人事迹。“三问”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践行并实现了升华。
● 问下去，答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到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指出：“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今天，南开大学师生每逢开学、毕业、重大活动都会重温这三个问题。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三个问题看似平常，但实质上关涉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问题。每一个人的自我认识与身份认同是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南开教育家、化学家申泮文曾总结南开教育的精髓说：“爱国主义教育出英才。”在民族危亡之际，爱国让青年学子有了明确的努力目标和方向，为国家、为民族成为学习、工作的动力，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更加投入。也正因此，在抗战烽火中的艰苦岁月，南开、西南联大还能培养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在当下，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时，“爱国三问”有助于我们认真思考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在与国家、社会、集体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真正的爱国决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中。虽然中国早已不是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在一代代先辈的奋斗中，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现在正朝着“强起来”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仍然在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我们为之努力。正如张伯苓要求南开学子每天都想三遍：“我真爱国么？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吗？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吗？”每日“三省吾身”，才能不断警醒我们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
“公、诚、努力”是张伯苓自己对“爱国三问”的作答。是中国人，就要有主人翁意识，怀有大公之心；爱中国，就要爱中国人，诚诚恳恳，拒绝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愿意中国好，就要踏踏实实，顶着困难向前。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一代一代践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