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自学科重建以来始终关注市场现象，深入探索市场实践的嵌入性和社会建构，涌现出一批高质量成果。
产权与市场实践。对于市场中的产权现象，社会学并未因循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而是从实践出发考察产权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被称为“产权的社会视角”。该视角的第一个方向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出有别于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并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假说。在这一方向上，刘世定使用“占有”概念，并从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分析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周雪光提出“关系产权”概念分析乡镇企业的合法性建构，还有学者提出了“社会合约性产权” “复合产权”等标识性概念。第二个方向是“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具体考察产权的界定过程，理解行动者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以此来分析产权如何通过行动者的互动而自发建构，并分析互动过程受到何种社会规范或公平原则的制约。
政府与市场实践。在政府与市场实践的关系方面，社会学侧重于关注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关系特征、互动机制及其对市场或产业的影响。刘长喜等认为，中国市场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投资驱动型特征，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化和金融化等方式突破了条件约束，实现了投资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冯猛基于东北的调查揭示，地方衡量政绩的制度结构约束并激励了基层政府通过引领性干预打造典型产业。相关研究指出，地方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不同互动关系建构了不同的产业组织过程、市场结构、政策利用机会和创新能力，从而有力塑造了地方产业的竞争力，而地方的产业优势是在“引领型市场体制”中逐渐显现出来的。
关系与市场实践。关系是观察中国市场实践的重要切入点。边燕杰和张文宏对中国就业市场的研究发现，由亲属和朋友所构成的强关系不仅在再分配体制下的职业流动中发挥作用，且在双轨制时代和转型时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汪和建立足中国市场实践的三个主要特征即自主经营、网络生产和派系竞争，提出了一种“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理论。王水雄建构了镶嵌式博弈的理论模型，依据不同市场的典型案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的市场秩序问题。李林艳建构了针对关系的本土理论框架，发现市场中的关系既可以充当一种正式规则的转换机制，也能够配置市场内部的经济资源。
文化与市场实践。文化为市场实践提供一种共同理解，是市场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一些研究探索了塑造市场过程、对市场结果造成影响的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影响企业行为、市场运作和产业发展的路径。王宁指出，城市政府吸引高新技术公司要考虑人才的舒适物偏好或人才的地方消费主义观念。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消费主义构成助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社会—文化”力量。陈纯菁从文化的多重互动模型出发揭示了文化在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形成和成长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梁波等发现，一些领域的中小型创业仍然与家和亲密关系紧密相连，通过“家计”促成合作共识、“家爱”提供情感支持、“家识”帮助应对风险，家、亲密关系与创业经营之间保持了适度的联系和平衡。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境下，市场是当今世界最广泛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市场不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市场建设还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推动着决策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断探索市场更好的运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在最高层的表述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从“调节”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反映出市场在中国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提升。
在大变迁时代，市场本身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既是中国市场制度建设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结果。从理论上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市场制度的一种理想类型，对于深化、拓展社会学关于市场制度多样性、市场形成路径以及市场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层面，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指导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纲领，其制度目标是通过建构统一大市场提高市场效率、激励创新并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建构新时代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体现了国家对国际新形势和经济新趋势下市场体制和市场运作机制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形态也沿袭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
中国社会学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实践的独特路径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理论概念和观点命题，为理解中国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视角。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构和整合，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融合，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内容，特别是加强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从市场的鲜活实践中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中国的市场制度完善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思想引领力。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