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中国纸的传播
造纸术是华夏文明孕育出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颗明珠随着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逐渐走出国门，传诸四海，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瑰宝。
由于地缘相近、文化同源，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接触造纸术的时间远比西方世界要早，东亚地区的纸张形态、原料、工艺、制品和文化也更为相似。隋大业六年（610年），朝鲜僧人昙徵（579—631年）将源自中国的造纸工艺带到日本，这一年也因此被公认为造纸术东传的时间下限。尽管目前学术界还无法确知朝鲜和日本习得造纸术的确切年代，但日本工匠很有可能在昙徵东渡之前就能够制造纸张了。这种悄无声息的技术传播，与史书中籍籍无名的庞大群体紧密相关，那就是从汉代起便源源不断向东迁徙的中国移民“渡来人”。
“渡来人”是一个日文词汇，指的是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群体。造纸术是“渡来人”带来的众多“馈赠”之一，尤其是秦氏，几乎主导了5—9世纪日本的官方造纸。从5世纪开始，秦氏即利用自身先进的纺织、土木和造纸技术，大量供职于大和朝廷的“藏部司”，负责物资的制作、调配和财政事务。据《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十五年（471年），秦酒公被任命为藏部长官；钦明天皇元年（540年），大藏掾秦大津父担任伴造之职；继其之后，大藏掾秦河胜还成为圣德太子的近侍和宠臣，从技术世家中脱颖而出，成功跻身权力中枢。7世纪上半叶，日本通过“大化改新”效仿唐朝建立律令制国家后，朝廷命图书寮掌管造纸事务，而秦氏成员则继续把持图书寮中的要职，如秦秋庭、秦朝元、秦室成等人，都在8—9世纪担任过图书寮负责造纸和装潢的长官，秦朝元在天平九年（737年）还曾任“图书头”，即图书寮的一把手，全权负责大和朝廷的造纸及书籍、佛经的装潢保存事宜。在奈良附近的山城国还专门设有秦氏部族的造纸工匠共50户，专门负责为官方造纸。现如今，人们还能从奈良东大寺保存的佛经中看到许多秦氏装潢手的姓名，可见以秦氏为代表的“渡来人”对日本官方造纸业带来了长久的影响。
“渡来人”成就了东方传统手工造纸的“底色”，使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造纸业无论是技术工艺、原料开采还是发展路径，都与中国大同小异。中国自南北朝以来，便积极尝试开发各类植物韧皮纤维，逐渐替代麻织物废料，转以栽培构树、桑树、竹类等植物为主。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成为东亚地区造纸业发展的缩影。据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编纂的法律细则《延喜式》记载，当时图书寮规定年造纸量为2万张，所需的造纸原料包括榖、斐、布、麻和苦参共5种，其中“榖”即构树；“斐”指瑞香科植物，如山棉、结香之类；“苦参”则为日本造纸所特有，具有驱虫防蠹的作用；其余的“布”和“麻”则均属麻类纤维。而到了18世纪末，据江户时代国东治兵卫撰写的造纸专著《纸漉重宝记》记载，日本造纸业也同中国造纸业的发展趋势一样，淘汰了平安时期以破布制成的“朽布纸”，而仅以构树等植物韧皮纤维造纸。这亦与中国在隋唐之后逐渐抛弃“布浆造纸法”的历史趋势相吻合。此外，朝鲜和日本还根据当地物产，试验出一系列适宜造纸的东亚植物，如青檀、桉树、杜仲、三桠树、日本柳杉、芦苇、水稻、甘蔗、灯心草、斑叶芒等，开发出檀纸、杜仲纸、竹幕纸、叶藁纸、榆纸等众多特色纸种，呈现出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独特风韵。
造纸术的另一个传播使者是僧人群体。据日本流传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八年（610年）三月，高丽高僧昙徵前来传法，据说“昙徵熟知儒家五经，且能够制作颜料和纸、墨，还能建造碾硙（即中国的水力石磨）”。据此，日本公认昙徵为造纸术的最初传播者。实际上，昙徵带来的新技术只有制作颜料和修建碾硙，而纸、墨的制造工艺早在昙徵之前就已借“渡来人”之手在日本落地生根了。因此，与其说昙徵是造纸技艺的播种者，不如说是造纸术的大力弘扬者。
“书写佛戒”也如同“受持读诵”一样，是僧侣们必不可少的课业之一。因此，一些规模较大的寺院不仅附设专属的造纸场所，有专司造纸和装潢的僧官，甚至拥有自己的林场，专门栽培构树等造纸树种。这种寺院与造纸坊紧密结合的产业形态在许多中国的佛教文献和出土文书中都有所体现。朝鲜和日本的寺院也延续了这种模式，至少在《古今著闻集》成书的镰仓时代，一些日本佛寺还保留着自有的抄纸场所，具备进行日常造纸的技术、设备和人力。
沿着丝绸之路西运
从历史规律而言，凡是重大科技成果，其对外传播均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而中国的史学家在谈论“造纸术西传”这个宏大议题时，却往往乐于将其归因于一次极具偶然性和戏剧性的小插曲——怛罗斯之战。
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年），镇守边关的大将高仙芝向地处丝绸之路的西域小国——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发起进攻。
此次战役的结果即便在有扬功隐过倾向的传统中国史学叙事中，也可称为惨败。高仙芝麾下的远征军深入敌军，腹背受敌，争相奔走，原本数万人的军队“存者不过数千”。除了战死的作战部队和侥幸逃回大唐的数千残兵，唐军至少还有数以万计的后勤、运输和保障人员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俘虏。从后世的历史发展来看，毫无疑问，这些战俘中存在一批技艺精良的造纸工匠，正是他们把中国的造纸术传播到了阿拉伯世界。
其实在西域边境地带，僧人、士兵、囚犯和造纸工匠之间本就存在紧密关联。正如第六章所述，随着宗教和文化的兴盛，7—?9世纪的新疆地区造纸业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为了满足源源不断的用纸需求，官方兴办了数量众多的寺院纸坊，对纸匠这样的手工业者也有严格的管理。现如今，我们还能够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留下的只言片语中，窥探当时边塞纸匠生活的蛛丝马迹。纸匠的人员构成，除了父子相传的传统手艺人，恐怕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发配到边境的囚犯，如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一件文书中就明白无误地写着“当上典狱配纸坊駈（驱）使”的字样，说明囚徒会被当地官府安排到造纸坊中从事体力劳动。由于纸坊内条件艰苦，工作繁重，还发生过纸匠逃跑、录事司帖追捕纸匠的事情。这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唐代新疆地区的纸匠群体中，本就有一部分人属于服劳役的“配军”，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事，这些在工坊中服役的囚犯也就顺理成章地被送上了战场。
在怛罗斯之战过去整整70年之后，阿拉伯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创作《回鹘旅行记》时，引用了阿拉伯作家阿布·法德勒-瓦斯吉尔迪的一段话，称穆斯林在一场战役（即怛罗斯之战）中获胜，收获了大量俘虏，而这些战俘，其中一部分人正是此时在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工场劳作的人，他们可以制作优质纸张。这种“唐代战俘将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的观点也在之后10世纪成书的阿拉伯著作中不断被证实。
实际上，中亚地区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生产的纸，只不过“中国纸”一直属于高档进口品，只在书写重要文字时才使用。7世纪时，波斯帝国萨珊王朝还从中国进口纸张，用来书写官方文书。因此，在7世纪中叶萨珊王朝时期，造纸术很可能还没有传播到中亚地区。
情况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逐渐发生变化。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丝绸之路上不断往来的商旅、使者和僧侣渐渐把造纸的“秘密”散播到了西方，尤其是佛教僧侣，他们成了造纸术西传早期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对于现代人而言，造纸、制笔、制墨等技艺几乎与宗教毫不相干，但对当时的僧人而言，这些手艺与诵经、入定、化缘一样，是佛教的修行方式之一。这些在中国寺院中掌握了造纸技艺的僧侣通过丝绸之路，很快把造纸术带到了中亚河中地区（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从这个意义上讲，造纸术或许是一种慢慢渗透到阿拉伯世界的技术，而非由于某一偶然或特定事件的发生才习得的。
8世纪下半叶，在撒马尔罕这个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上，阿拉伯人陆续兴办了多家造纸厂。在中国造纸工匠的参与和指导之下，“撒马尔罕纸”品质精良，畅销中亚和西亚。撒马尔罕也成了阿拉伯帝国最重要的纸张供应中心，直到11世纪时，纸张仍是这里重要的大宗贸易商品，正如阿拉伯史学家萨阿利比所说：“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该提到的是纸，由于它更美观、更合适、更简便，因而已经代替了过去书写用的埃及莎草纸和羊皮纸。”
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造纸术再次向西迈进。在呼罗珊总督叶哈亚（al-Fadl ibn Yahya）的赞助下，阿拉伯帝国当时的首都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也开设了新的造纸厂。此时正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统治期间（786—809年），在这位热衷文艺、开明好学的君主的全力支持下，阿拉伯帝国的文化和学术事业突飞猛进，大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文学、诗歌、哲学和科学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记录下来，为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石。在叶哈亚的长子、宰相贾法尔（Jafar al-Barmaki）的主张下，官府的行政文书也被规定必须采用纸张书写，进而全面替代价格昂贵的羊皮纸。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造纸术的“引进”和阿拉伯造纸业的繁荣兴盛。
在此之前，阿拉伯帝国的官方文书载体主要是羊皮纸，但羊皮纸制作成本极高，据推测，每生产10张左右A4纸大小的羊皮纸就要宰杀一只羊，若想写一本100页左右的书，则至少要消耗10张羊皮，若想抄录一部《圣经》，需要整整300张羊皮。因此在中世纪，一部手抄的羊皮纸《圣经》“相当于一座葡萄园的价格”。况且无论是官方文书使用的羊皮纸还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莎草纸，写在上面的字迹都可以被擦掉或刮去，而纸张上的文字则很难被篡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纸张更适用于行政、律法及贸易往来。
继巴格达、大不里士、大马士革等阿拉伯重镇之后，900年时，位于北非的开罗也兴建起了第一家造纸厂，之后，造纸术的传播“兵分两路”，一条经摩洛哥跨海，于1150年传入西班牙；另一条经西西里岛，于1268年传入意大利。至此，造纸术实现了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伟大旅程。
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这条连接西域、中亚、西亚，直抵北非和欧洲的古丝绸之路上，纸张贸易川流不息，各地的纸张生产如火如荼，造纸术的传播也一路高歌猛进。现如今，我们仍能在开罗出土的格尼扎文书（9—13世纪）中，看到当年阿拉伯商贾购买“巴格达纸”的账目清单；埃及生产的“高档纸”和“塔希尔纸”也能远销突尼斯、也门和印度；频繁穿梭于大马士革和开罗旧城福斯塔特（Fustat）之间的经销商，可以一次性进口整整28匹骆驼运载的纸张（约6350千克），在沿线城市提尔（Tyre，今属黎巴嫩）、拉姆勒（Ramle，今属以色列）等地贩卖，并往往能够销售一空。也正因如此，这条横跨亚、非、欧的漫长旅途，不仅是丝绸之路、瓷器之路，也被亲切地称为纸张之路（Paper Road）。
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曾满怀敬意地把历史比作“上帝的神秘作坊”。如果上帝的作坊真的存在，那么纸张和造纸术一定是这个作坊中最令人目眩神迷的一种创造。在工业时代以前，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技术能像造纸术那样，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年代最早的一项发明，造纸术几乎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承载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精神信仰、经济制度、审美意趣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移民迁徙、战争掠夺、商贸往来和宗教传播，造纸术也沿着丝绸之路跨越山海，向东、西方传播开去，并形成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产业形态。
作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之一，造纸术是近代科学诞生的基石。廉价、大量的纸张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扬起风帆，也将东西方的知识、信息和智慧汇聚在一起。纸张这一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定会继续见证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