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碧草丹心，星月长明——《绿色的火焰》新书发布会” 在北京、昆明两地举办。该书作者张庆国、《文艺报》原总编辑梁鸿鹰、《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围绕这部作品展开探讨。
《绿色的火焰》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抗战全貌的非虚构作品。作者通过实地寻访，依次勾勒出张元济、梁思成、钱穆、费孝通、穆旦、艾青、梅贻琦、竺可桢、王芸生、冼星海、熊佛西、欧阳予倩等文化界名人在当年的状态，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伟力与文化担当。
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为西南联大殚精竭虑
2023年冬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从抗战大后方文化活动这个角度写一本书，讲述国破家亡时中国人守护文明的故事。他的信任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也让我找到了思路——山河破碎，炮火连天，但人类的文化活动仍然存在，有人在战壕里写作，有人在炸塌的剧场里唱歌。
2024年，我只身从北京西站出发，像一个抗战时的流亡文人，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天的田野调查，到达所有将会写到的事件现场。这个过程中，我随时停下来，用手机拍照，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感。晚上回到酒店房间，打开电脑写日记，最终整理出50万字的采访文字。
2024年初秋，我从北京开车前往天津。陈卫民教授在南开大学门口等我。我们先去拜谒了南开创办人严修的雕像，离此不远，同样的绿树丛中，立着张伯苓的半身石雕。他们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陈教授带我参观南开百年校史展览，我在展览图片上找到了梅贻琦身着长衫、腰背挺直的身影，还看到了他一家几口合影的温馨画面。
梅贻琦出生在天津，是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严修是他的恩师，张伯苓是他的导师。他从南开升入保定高等学堂，1909年，以第六名成绩考取庚子赔款首批留学生，到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学成归国后，进入清华学校教物理，又担任校务，处理琐细杂事。
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危难之际，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南迁前夕，他成立迁移工作小组，统筹制订计划，协调交通工具，安排路线，与铁路部门沟通争取到一定数量的火车车厢，保证了师生安全及书籍、仪器的运输。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初建时，梅贻琦请建筑专家梁思成、林徽因设计校舍，所有房屋全是平房，图书馆、食堂是瓦顶，教室是铁皮顶，办公室和宿舍是茅草顶。1939年4月，联大新校舍全部落成，分东区、西区、东北院、中心区、南区和学生宿舍区。
梅贻琦是高校管理专家，遇到他，是西南联大的幸运，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幸运。他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渺小的人类难以逃脱，慌张和叫屈都毫无用处，只有从容面对，镇定观察，才能求生和壮大。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人
雕像矗立于南开校园
记得我来到南开大学，在陈卫民教授的带领下，找到校园中的穆旦雕像。他微低着头，目光从眼镜片后面投射过来。一面矮墙镶了石板，刻有“穆旦花园”四个字。
穆旦生于天津，本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金庸（查良镛）是穆旦的同族叔伯兄弟。穆旦的父亲读过大学，母亲从江南余姚嫁来，不识字却好学，每天缠着丈夫教她几个字，慢慢读完了《红楼梦》《三国演义》。
穆旦在南开中学上学，后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又转到外文系。二年级时，七七事变发生，家国面临毁灭，让人痛心疾首，穆旦也在诗歌《赞美》中展现了对大好河山的眷恋。
清华、北大和南开迁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938年1月，期末考试后，师生们分三路去往大后方昆明。穆旦报名参加了步行团，戴军帽、穿军服、打绑腿，一路向南而行。他是充满激情的诗人，对陌生的世界有极大的好奇，想到要步行穿越三个省，还要穿越少数民族聚居区，见识到独特的生活场景，他很兴奋，忘记了辛苦。闻一多作为护送教师，也加入了步行队伍。穆旦特别高兴，途中常找闻一多请教诗歌写作的技巧。
步行团安排了摄影、写作、调查等活动，穆旦构思自己的作品，并与同学热烈讨论，计划到昆明后立即成立一个诗社，共同创作和讨论诗歌，他也开始酝酿组诗《三千里步行》。
来到昆明一年后，他亲眼看到学校房屋被炸塌，战争的残酷对他的心灵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撞击，他用叙事与抒情交互表达，完成了诗作《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人类可以失去居所，但不能失去诗歌，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乱中写诗，用诗谴责侵略者，描绘被炮火摧毁的家园，为苦难的人民发声。
1941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并把战火烧到东南亚，计划从缅甸入侵云南，直逼重庆。中国成立远征军入缅参战。此时，穆旦已毕业留校任教，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加入远征军，做了英文翻译。抗战胜利后，穆旦去美国留学，1953年归来，此后一直在南开大学当教师。
从学徒成长为时评人
以笔为枪激励中国人
1901年，王芸生在天津出生，早年家贫，到一家茶叶铺当学徒。按常理讲，将来做顺手了能升掌柜，独当一面，若有幸自立门户，更是登上了人生顶峰。但他志不在此，每天干完活，就找掌柜的借书翻阅，出门办事路过街边报栏，也看得痴迷。他有一肚子话，想一吐为快，试着写稿投给报社，竟被刊出。他大喜过望，越写越多，越写越好。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王芸生参与了声援上海工人的行动，被推选负责宣传，主编《工会周刊》。1926年3月，《工会周刊》被迫停刊，他远走上海，很快成长为笔锋犀利的时评人。返回天津后，于1929年加入《大公报》。
1936年，日军从关外向内扩张，进逼华北。为防不测，《大公报》决定在上海办分馆，由王芸生负责编辑。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沦陷，天津《大公报》停刊，上海版《大公报》担起了发声重任，王芸生写社评、看大样、等候前方记者来稿，夜以继日。由于经费不足，他倡议撰稿人降稿酬，自己带头不领稿费，只为保证报纸渡过难关。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控制舆情，下令所有报刊须送小样到日军指定部门检查。王芸生负责的上海版《大公报》自动停刊，以示抗议。他亲笔撰写社评，坦陈报人的爱国之心，向热情支持和关心《大公报》的上海读者告别。
随后，王芸生颠沛流离，先是迁到武汉，又从武汉迁往重庆，出任重庆版《大公报》总编辑。1939年5月，日机轮番轰炸重庆，《大公报》报馆被炸成废墟，一名工友遇难。王芸生的家被炸塌了一半，幸运的是，他和长子、长女均不在家，夫人抱着次子、幼子借助楼梯躲过一劫，次女蹲在写字台下面，捡了一条命。
《大公报》继续出报。房子塌了，他们就借用《国民公报》的房子临时办公，王芸生用血与火的文字，抨击侵略者的罪恶，为民众和士兵打气，鼓励大家看到侵略者必败的远景。这是报人在用笔参加抗战，他认为，命运握在每个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中国人自己不沉沦，就不会亡国，所有中国人都把国家命运牵挂在心中，国家就会振奋强大，不再受欺辱。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文化是一种态度，表明人类在认真生活、反省存在的意义；文化还是人类的灯塔，引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我希望能把这种精神的力量传递下去，对我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