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的一间土坯屋里，豆大火焰的煤油灯守着暗夜的一点光亮，几个穿着粗布短衣的农民围坐在一起，眼神里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弓仲韬在主持召开台城村共产党员会议，他声音不高却字字铿锵，这一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在这片沉寂的土地上悄然诞生，随即革命的火焰在冀中大地蔓延开来。而这束点燃中国农村革命的星火，最初的光亮，却要追溯到二百多公里之外的天津，追溯到那所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新式学府。
清光绪末年的天津，是北方最早被近代化浪潮冲刷的城市之一。海河岸边的码头商船如梭，租界里的洋楼鳞次栉比，新旧思潮在这里交织碰撞，暗自孕育着改变时代的力量。1906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我国第一所正式的法政专门学校，开设了宪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课程，旨在培养具备当代法律知识与家国意识的新型专业人才。彼时的中国，刚经历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又遭八国联军的践踏，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便成了这些有志青年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汲取新知，探讨国事，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渴望抓住一丝光明。
二
1911年9月，一个名叫弓仲韬的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从河北省安平县来到天津，走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09年，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更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门。彼时的他已经是一个抱定“深研法政以期救国图强”理想的爱国学生，希望能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国家和家乡落后的面貌。在求学的日子里，弓仲韬接触到的不仅是枯燥的法条，还有一群心怀天下的师长与同窗。尤其是当李大钊先生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他们的时政讨论中时，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在他心中萌芽。
李大钊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预科第一期学生，他比弓仲韬入学早四年，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其间，李大钊痛感国家积贫积弱，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社团活动，创办了《言治》月刊，抨击时弊，呼吁革新。同时，他也掌握了日、英、法三门外语。毕业后，李大钊远赴日本留学，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后来，李大钊多次回到天津，在法政专门学校的讲堂上、在进步青年的聚会上慷慨陈词，向学子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弓仲韬曾多次聆听李大钊的演讲，先生那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如同惊雷般在弓仲韬心中炸响，先生“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雄心壮志，对弓仲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弓仲韬第一次意识到，单纯的教育救国，或许无法改变中国的根本命运。要让亿万民众摆脱苦难，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必须有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有一个先进政党的大力引领。
弓仲韬非常珍惜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机会，在学校图书馆里，他常常学习到深夜。他专心致志研读《共产党宣言》，读李大钊发表在《言治》上的革命文章，那些文字像一盏盏指路明灯，照亮了弓仲韬迷茫的内心。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阶级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被压迫、被剥削，他们是革命最深厚最广大的力量源泉，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如果革命只是在城市里开展，忽视了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终究难以成功。这个念头，像一颗坚强的种子在弓仲韬心中深深扎根，为他后来回到农村、创建农村党支部埋下了伏笔。
1914年12月，弓仲韬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他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的中学任教，试图将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先进思想，传递给更多的国民。1919年5月4日，弓仲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经受伟大运动洗礼的他，更加自觉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其间，他多次受李大钊的派遣，到劳动人民中间宣传革命思想，鼓动人民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与封建把头、资本家、军阀官僚进行坚决的斗争。
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验，李大钊认为弓仲韬思想逐步成熟，已具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1923年2月，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成为弓仲韬全新的人生起点。入党仪式过程中，李大钊紧紧握着弓仲韬的手说：“仲韬同志，中国的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那里需要革命的火种。党希望你能回到家乡，在农村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唤醒农民的觉悟。”这番话与弓仲韬多年来的想法不谋而合。城市里的革命运动虽时有兴起，却往往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层，生活在贫困农村的广大农民依旧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苛捐杂税、地主盘剥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却对外面的世界、对革命的真理一无所知。弓仲韬的理想就是，革命的火种不能只在城市里燃烧，必须送到农村去，送到农民的心坎里。他当即向李大钊表示：“请党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
三
带着党的嘱托，弓仲韬毅然辞去了教职工作，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安平县台城村。刚回村子里时，弓仲韬面临的困难远超想象。台城村地处冀中平原腹地，交通闭塞，信息不通，村民世代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对“共产党”“革命”这些新鲜词汇充满了陌生与警惕。弓仲韬明白，要在农村建立党组织，首先要让农民信任自己，要让他们明白，党是为他们谋福利、谋解放的。
于是弓仲韬决定创办“平民夜校”（也称“农民夜校”），作为提高农民文化和开展党的工作的阵地。他把自己家的一间土坯房腾出来，作为夜校的教室，又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了课本和笔墨。每天晚上，他不辞辛苦地站在油灯下，教村民认字、算账，从“人”“手”“足”这些简单的汉字教起，从“一亩地能收多少粮食”“地主收多少租子”这些现实问题讲起，掰开揉碎不厌其烦。一开始，来夜校的村民寥寥无几，有的人甚至嘲笑他“不务正业”。但弓仲韬没有气馁，他挨家挨户地走访，还自己编写了教材《平民千字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述外面的世界，讲述地主如何剥削农民，讲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变命运的道理。后来，他又卖掉自己的二十亩地，办起了台城村“女子小学”，引导妇女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
有一次，村里的贫苦农民弓凤洲因为交不起地租，被地主逼得要卖儿鬻女。弓仲韬得知后，立刻带着夜校的学员们去找地主说理，要求地主减免地租。地主见人多势众，怕事情闹大，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也看到了弓仲韬是真心为他们办事的。从此，来夜校的村民越来越多，教室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学员最多时达到五十人。弓仲韬趁热打铁，在夜校里组织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带领他们开展抗租抗税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平民夜校和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弓仲韬开始有意识地培养革命骨干。他挑选了一批思想进步、觉悟较高的农民，如弓凤洲、弓成山等，向他们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弓仲韬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政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能彻底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些朴实的村民，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从弓仲韬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希望，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弓仲韬，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23年8月，弓仲韬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召集弓凤洲、弓成山等几位骨干，在自己家的土坯房里举行了入党仪式和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成立会议。没有华丽的会场，没有庄严的党旗，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和几张充满坚定信念的脸庞。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由弓仲韬任支部书记，弓凤洲、弓成山为支部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因当时尚未建立省委、县委，就定为特别支部，直属北京区党委领导。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的成立，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冀中平原乃至全国的农村，激起了层层涟漪。
台城特别支部成立后，革命工作很快在安平县农村铺开。弓仲韬带领支部成员，深入周边的村庄，创办了更多的平民夜校，建立了更多的农民协会，发展了更多的党员。1924年8月，弓仲韬又组织九名党员召开了安平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委员会，成为我党在河北省建立的第一个县委。农民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革命斗争，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觉悟。从台城村第一个党支部建立起，革命的星火在滹沱河两岸迅速散播开来，到1927年底，全县已有七个党支部、五个团支部，党团员一百多人，并由安平县委发展到安（平）饶（阳）联合县委、安（平）饶（阳）深（泽）中心县委。
四
这一切的起点，都离不开李大钊、弓仲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校）那段难忘的岁月。正是在这里，弓仲韬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洗礼，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结识了李大钊这样的革命导师，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这里不仅教会了他知识，更教会了他如何用知识去改变社会，如何用革命的手段去拯救中国。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到台城特别支部，弓仲韬走过的，是一条从追求个人理想走向为人民谋解放的道路，是一条从传播思想火种到领导革命实践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或许只是一所普通的新式学府，但它却孕育了像李大钊、弓仲韬这样的革命先驱，为中国革命培养了重要的力量。而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建立，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打破了早期党组织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局限，将革命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如今，百年时光已逝。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这个播撒真理的革命摇篮，历经多次校名变更，最终于1949年并入南开大学。而安平县台城村的那间土坯房，也已成为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每年都有无数人前来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回望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到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那段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束星火的温度。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能忘记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革命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