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我的家乡河北省雄县恰处于平、津、保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是从北平、天津出发的多条交通生命线的交会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驻有重兵，经常对这一地区围攻“扫荡”。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隶属于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后改为第十军分区）的雄县抗日武装，就像一把尖刀始终插在敌人的心脏，极大地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特殊的战略地位，使这一地区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我争夺的焦点，斗争异常激烈、残酷。
我的祖姥爷叫井禄祥，是雄县张岗镇方庄村人。1939年初，八路军第120师派出一批党员干部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李年增来到了已经完全连成一片的张庄村和方庄村。因为祖姥爷在方庄村有一定的威望，李年增很快找到了祖姥爷。从那时起，祖姥爷就开始了他的敌后抗日工作。
李年增化名赵振玉，对外称是祖姥爷的表弟。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几个月后，李年增把他的妻子和6岁的女儿小玲接来，一起住进了祖姥爷家。小玲恰巧和我母亲同岁，她们俩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
作为八路军在张庄村和方庄村的落脚地，祖姥爷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在人到齐之前，是不能点灯的。人到齐了，要用棉被把窗户封严，确保没有光线泄漏，才把油灯点上。
4月份，日伪军对大清河北的第五军分区大“扫荡”过后，祖姥爷家开会的次数被迫大幅减少。后来，八路军的干部来了，需要先对好敲窗暗号，而且只能从后窗跳进来。特别是1941年6月，冈村宁次指挥两万多日伪军，对第十军分区（此时第五军分区已改为第十军分区）进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细碎分割、驻屯清剿，修公路、建炮楼、封锁沟墙，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妄图以“筑堤挡水、淘水捉鱼”的办法，切断我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张庄村和方庄村的炮楼就是那时建起来的。华北日军还实施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普遍推行保甲制，以加强和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一天，一个姓严的伪军小队长带着3个伪军找到祖姥爷，提出让他当保长。当时，祖姥爷的态度很坚决，不愿当“狗汉奸”，但趁伪军不注意，李年增却暗示祖姥爷不要拒绝。祖姥爷领会了李年增的意图，就答应姓严的伪军小队长再想想。伪军们走后，李年增耐心地劝说祖姥爷，保长的身份对抗日有好处，祖姥爷便服从抗日的需要答应下来，这为八路军在张庄和方庄的联络点，也增加了一层伪装。
1942年，5万多日伪军对冀中地区进行“五一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5月末的一天晚上，李年增获得一份情报，得知有300多个日伪军并未撤走，而是停驻在开口村，可能转天要对第十军分区杀一个回马枪。情况紧急，李年增想亲自前往第十军分区驻地小芦昝村汇报情况。当时，从方庄到小芦昝，不走昝岗，就得走段岗，而对这两个大庄，敌人封锁得很严。祖姥爷对李年增说：“你路不熟，也不是本地口音，又是大晚上，要是碰上鬼子或‘白脖’（当地老百姓对伪军的称呼）盘查，暴露了怎么办？”那天下午，正巧方庄村有个老人去世，老人的一个闺女嫁到了大芦昝村，与军分区所在的小芦昝村相距不到一里地。在祖姥爷的一再坚持下，夜送情报的任务落到了我姥爷身上。祖姥爷嘱咐姥爷：“你身上没有纸条儿，也没有枪，就咬死是‘送信儿’（当地专指报丧）的，就没事儿！”在简单商量了遇到盘查该如何应对后，姥爷就匆匆上路了。
不出所料，姥爷在段岗遭到了伪军的盘查。
后来听姥爷说，伪军的问题越问越细，他事先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当时真有点儿慌了，要是再问下去，恐怕就要出事了。好在，最后总算是渡过了难关。
情报及时送到了军分区。为了降低风险，军分区接待的同志没有让姥爷连夜返回，而是转天清晨才出发，途经昝岗，回到了方庄。提心吊胆的祖姥爷和李年增一宿都没有合眼。
为了达到利用占领区“以战养战”的目的，从1942年夏收开始，日本侵略者除了加强军事上的控制外，还加紧了对经济的掠夺。秋天，日伪军下达的“秋粮秋交”的任务又加码，村民们的负担更为沉重。由于方庄村夏季的征粮任务就没有完成，日伪军对祖姥爷已经十分不满。李年增和祖姥爷商量，要改变策略，让祖姥爷在征粮过程中积极表现，然后想办法把粮食夺回来。祖姥爷挨家挨户大力征粮，引发了很多村民的抵触和敌对情绪，他只能忍辱背负“汉奸”的恶名。
征粮的任务完成了。为了麻痹敌人，祖姥爷主动到伪军的据点，让他们自己确定送粮的时间。当前往昝岗送粮的手推车小队走了不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昝岗方向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押送运粮队的伪军有些惊慌，要求运粮车停在路边。过了一小会儿，枪声逐渐稀疏下来，再后来枪声就停了。伪军要求继续赶路，可还没走多远，昝岗方向的枪声又密集响起，伪军只好再次停下。就在这时，一支身穿便衣的队伍突然从路旁的青纱帐里冲出来。七八个伪军一枪没放，就被俘虏了，十几车粮食被顺利地夺了回来。这次征粮，祖姥爷虽向日伪军交了差，却没让一粒粮食落到敌人手里。
进入1945年，冀中地区的抗日形势已经越来越好。为了让昝岗至孤庄头公路以东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按照上级指示，李年增开始着手拔除张庄据点的工作。5月初，第十军分区派一名叫李金江的干部来到方庄村，配合李年增工作。为了减少损失，李年增、李金江和祖姥爷反复商量，最终决定用土工作业加上引水洇土的方法毁掉炮楼。因为炮楼东侧正对的是一条街道，炮楼朝东倒塌就不会砸到民房。他们组织力量，先从炮楼北侧一家堡垒户的南院墙开始挖掘地道，先向东挖，挖到距炮楼七八米的位置时，再向南挖，挖到从东正对炮楼的位置时，再向西挖。为了避免被伪军察觉，挖到接近炮楼时，就需要祖姥爷把伪军从炮楼里引出来。那时的伪军，先前的嚣张气焰早已不在，甚至已经开始有些惶恐不安，祖姥爷请他们到炮楼南面的一个院子里吃饭、喝酒，他们也不敢轻易拒绝。地道白天停工，晚上把伪军引出炮楼再进行挖掘作业，等地道挖到炮楼下方后，就开始引水洇土。5月6日凌晨，不少张庄和方庄的老百姓都听到了轰隆一声巨响。转天一早，十几个伪军和七八个受伤的伪军退往昝岗，另有四个伪军被砸死。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张庄、方庄的据点便被拔掉了。
1945年5月底，李年增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祖姥爷家，投奔了部队。1945年6月初的一天，第十军分区除奸科的司季康带领三名同志来到祖姥爷家。
他们一进院门，祖姥姥就迎出来。司季康问：“井保长在家吗？”祖姥姥察觉到这几个人找祖姥爷并非出于善意，就赶紧说：“不巧，刚出去。”这时姥爷也从屋里出来了。祖姥姥就大声说：“快进屋待着。”姥爷把另外三位同志让进了北屋（祖姥爷和祖姥姥的屋子），又出来让司季康时，他摆手说：“车子有点儿毛病，我得修修。”姥爷说：“先进屋，一会儿我给你看看。”之后连拉带拽地把司季康也让进了北屋。当时，祖姥爷恰巧在我姥爷的屋里哄我妈玩儿。祖姥姥从院子里抱来一大堆柴火，“啪”的一声扔在了我姥爷那间屋子的门口，要给客人点火烧水。祖姥姥故意“咔嚓咔嚓”地把撅柴火的动静弄得特别大，祖姥爷明白了祖姥姥的意思，鞋都没穿就翻窗跑了。如果不是警惕性高，秘密做抗日工作的“井保长”就被“除奸”了。后来祖姥爷向组织报告了情况，除奸队的同志便再也没有来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组织上曾经两次找到祖姥爷，说可以安排他到张岗镇上工作，祖姥爷都以自己文化水平低为由推辞了，一直在张庄村务农，直到1975年11月安然辞世。
能够了解到祖姥爷的这些抗日故事，除了妈妈和姥爷零散的口述，还要特别感谢姥爷的堂弟井凤桐，就是我二姥爷。已届鲐背之年的二姥爷，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昝岗镇的党委副书记，时至今日，他仍然思路清晰、表达清楚，记忆力尤其惊人。他所讲的时间和事件，在我查阅《雄县志》等历史资料时，皆找到了出处，真是太难得、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