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家传木匣的刹那，八十载时光扑簌而落。这枚领章边缘已绽出棉絮，却又如褪色的战旗一般倔强挺立。墨迹纵横的“第五战区游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副官”字迹里，我窥见番号背后的烽烟——李宗仁麾下的第五战区，正是台儿庄血战的擎旗者，而活跃在鲁豫苏皖的游击纵队，恰似插进敌后的一把尖刀。
指尖抚过“张玉生”三字，凹痕里积着中原的沙尘。这个被家族谱牒简略记载的名字，此刻在布纹间骤然鲜活。他不再是族谱里简短的记录——“失踪于抗战时期”，而是穿行于青纱帐的副官，是调配粮秣、传递密令的战士。领章背面颜色斑驳，像极了中原大地上浸透硝烟的土壤。
领章背面的十六字誓词如刀凿斧刻：“尽忠职务 严守纪律 实行主义 完成革命”。当吉鸿昌就义前写下“恨不抗日死”时，太姥爷这样的普通军人，正践行着同样滚烫的誓言。
太姥爷原是黄埔军校的一名学生，在战火肆虐之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毅然进入遍布着敌人的日占区。能文者掌军务，持枪者卫山河，恰是抗战史诗最悲壮的复调。他或许曾为台儿庄守军押送弹药，在徐州会战的炮火中护送文书，或是护送百姓转移时遭遇日军“扫荡”，但最终化作档案里“失踪”的冰冷注脚。
有人持刀冲锋，有人用生命守护情报，有人消失在战场只为更多人活下去。
我把领章放回木匣，八十载沧桑化作布纹间的尘埃，唯有那竖排的姓名依旧挺拔如松——原来真正的纪念碑从不在金石之上，而在血脉相续的记忆里，代代刻写着同一个答案：但使山河无恙，又何惜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