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我的父亲张孟良，就不得不提到他描写天津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血溅津门》，还有那首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主题曲《我们是敌后的抗日武装》，“海河掀巨浪，怒火燃胸膛……”慷慨激昂的歌词，让人热血沸腾，强烈的抗争精神和爱国情怀，使人们联想到津门儿女驰骋疆场的壮阔场景。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写《血溅津门》这部书，父亲神色凝重地对我说：“战争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的起因、结局及演进过程，永远值得我们回望与思考。天津是一个闻名中外的大城市，应当有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文学书籍。”
父亲是天津人，与天津城有过同甘共苦的命运，有责任将自己的感受写成文学作品，奉献给读者。中国人民曾饱经忧患，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天津这座城市同样遭受了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父亲熟悉天津的情况，天津人民的痛苦呻吟使他悲愤不已。在一次采访中，父亲说，上年纪的天津老乡，差不多都还记得英法租界的大电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限制敌对国行动，便勾结伪警，对市内进行封锁，北起秋山街（锦州道），南自大营门，西至寿德大楼，东到山口街（张自忠路）等英、法租界，使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鬼子为了防备八路军袭扰，重挖墙子河，修筑土围墙，鬼子、伪军、警察到处抓人，不管是住户还是行人，见了男人就抓，成千上万人在皮鞭、棍棒的抽打下，淘水挖泥、背砖垒墙，遍地都是累死、病死之人。
父亲还说，书中的那些反面人物，如日寇头目多多良、狼野、松蒲，还有“青帮头子”袁文会，以及伪军特务骨干郭运起，都有人物原型，他们对待劳动人民凶狠残暴的本质是一样的，丑陋可憎、粗暴野蛮。他们使用阴谋诡计、毒辣手段，给天津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天津人民的悲惨遭遇一直在他脑海里徘徊，他誓要将这些巨大的苦难和牺牲，以及那些肮脏灵魂迫害人民的残暴手段，都真实地披露在读者面前。
我还记住了父亲的一句话：“抗日战争谈何容易，我们今天的安宁与尊严，都是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天津人民配合我党抗日武装力量，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天津人民的抗战精神、爱国情怀，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必胜信念，感动了父亲。他开始搜集可歌可泣的传奇式英雄人物和他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决心创作一部描写活跃在天津城内外抗日武装力量的长篇小说。
1937年天津沦陷后，日伪军在天津及运河沿线烧杀抢掠，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小说《血溅津门》便聚焦于平津保三角地带，以天津为战略要地，书中的津郊武工队原型，是活跃在天津城区及静海、西青等地的津南支队，他们在天津，在大运河上，在津浦铁路，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攻打据点、破坏交通、夺取粮草，成为全国抗战在天津的烽火台。
这部小说讲述了津郊武工队配合天津地下党组织，摧毁日本驻屯军侵华基地的英勇斗争故事，细致、生动地描写了武工队队长郝明，在斗争中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疯姑”重逢的奇特经历，成功塑造了郝明、于芬、李德欣、“小铁锤”、赵奎元等一系列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众鲜活的人物，诸如李园丽（尹兰）、冯老辛、王新培，以及“青帮头子”袁文会、日本指挥官多多良等，真实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天津人民的生活。
要想创作这样一部波澜壮阔、反映天津人民抗战精神的文学作品，需要作者有丰厚的生活积淀。《血溅津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小铁锤”，他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父亲自身的生活经验，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某些言行上有他个人的影子。
父亲对笔下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别熟悉，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天津度过的。用父亲的话说，他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走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他在南大道打过“小空”（打短工），在地道洞子帮人推过胶皮车，在海河码头和穷孩子搭伙推过轱辘马，在大王庄捡过煤渣儿，在南市拾过破烂儿，在“三不管”吃过“折箩”，在小西关讨过粥，在北开听过评书《水浒传》《杨家将》《薛刚反唐》，在大街上挨过警察的棍子，在租界受过洋人打骂……积累了一大堆素材。
《血溅津门》是以冀中军区武工队为原型，核心人物为冯景泉（又名冯三），是津南支队手枪队队长，以智勇双全著称，曾单枪匹马伏击伪军二百余人，俘虏二十多名伪军，书中“两面政策”（拉拢伪军头目）和“大闹玉清池”“智取大红桥修械所”等传奇事迹，均取材于真实事件。天津作为战略要地，日伪对其实施残酷的“扫荡”，津南支队通过袭扰敌人据点，如炒米店、芦北口、大红桥修械所等地，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冀中军区反“扫荡”。父亲逃出“天津儿童救济院”后，到宝坻县扛活，投奔了八路军，很多故事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血溅津门》一书早在1972年就开始在父亲脑海中酝酿。他1942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经历了抗日烽火的洗礼，积累了很多创作素材。1975年春天，他开始动笔写作，到1976年1月完成了初稿，1981年，此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版印刷了十七万册。这部原名《津郊武工队》的长篇小说，原稿九十多万字，经过几年的反复修改，稿纸用掉了四五十斤，最终定稿为四十万字。
在回顾《血溅津门》的写作过程时，父亲特别强调：“这一历史题材，涉及社会范围较广，各阶层人物众多，敌我斗争、帮会斗争错综复杂，已经远超我的自身经验和认知。”为此，父亲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文学方面（特别是写战争题材的作品）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有关抗日战争历史、冀中抗日战争史、日本近代史等）。
为了写好《血溅津门》,父亲还特意借了一辆吉普车，寻访了当年冀中八分区、十分区的各个战场，拍照、画图，由冀东到冀中跑了一年半。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去周边的县城走访，包括天津的静海、津南、塘沽都跑遍了，笔记记了一大摞。
父亲笔记中记载了1938年，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派遣人员秘密潜入静海县城，建立地下情报站，进行情报搜集、传递活动的情况。1941年，原大城县七、八区干部，在静海西部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这就是建立在静海王口的第一个党支部。1942年，冀中军区第八分区派李轩为首的津浦支队，在津浦铁路以南活动，1943年3月改称津南支队。1945年5月，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派出以周继发为首的敌后武工队，活跃在津郊团泊洼大苇塘一带……
调查访问是创作的重要环节。父亲说，在《血溅津门》写作期间，他访问了抗战时期曾在冀中军区八分区和天津市内工作过的二十几位同志，查阅了不少历史档案。一些人不仅是《血溅津门》中的人物原型，更成了父亲的好朋友，其中原静海县县委书记佟泽民，就是郝明的原型，他原是游击队大队长；人称“冯三”的冯景泉，是手枪队队长，民间流传着很多他的传奇故事；还有地下工作者吕文斌，以开茶馆作掩护……他们都是父亲部队的战友、朋友。
前面提到的地下交通员吕文斌，曾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他骑着摩托车，穿着西装去西郊牛坨子村办事，牛坨子村原属于静海，后来归了西郊南河镇，现改叫精武镇，是霍元甲的故乡。
牛坨子村于1945年在津南县六区党委领导下建立了党支部。他到牛坨子村时，武工队正在开会，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街上有几家店铺，顾客三三两两，还有推车卖柴火的、支摊儿算卦的、缝补渔网的，还有卖各种杂货的。正在他停下车寻找接头地点时，突然感到背后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回头一看，发现有几个人靠过来了，将他圈在了中间，都是小衣襟、短打扮，个个身手不凡。他跟着他们来到一处三进的院落，门口一个老婆婆坐在树下，一面缝补衣服，一面用眼角余光不停扫视，见有人过来便放下衣物，赶紧进了院里。他进屋见到一个人，目光如炬、魁梧健壮，手里的枪锃亮，一番交谈后，才知对方是自己人。吕文斌当年就住在天津谦德庄饭店对面，为了方便跟武工队联络，他在附近开了个茶馆和弹棉花铺。后来，他又在南市开了个商行，成为天津的地下交通站，为武工队活动提供了保障，用来传递重要情报。而他就是父亲书中塑造的地下工作者李洪信、陈公甫的原型。
正因为搜集到了翔实资料以及对革命人物进行深入挖掘，父亲在书中塑造出了声东击西、大闹市区、劫粮放账、炸毁军库，将日寇驻屯军在河北的最大兵站闹得天翻地覆，开辟了津郊根据地的英雄群像。
《血溅津门》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1985年，天津电视台将《血溅津门》改编成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血溅津门》从1981年出版，到现在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它是天津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历史见证。父亲将那段悲壮的往事记录下来，意在叮嘱后人要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努力建设伟大的祖国，不让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