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壸（281—328年）是东晋初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历任三朝要职，两度担任尚书令，后在苏峻之乱中率兵奋力抵抗，最终和两个儿子一同战死殉国，被明成祖朱棣赞为“千古忠孝表清门”。卞壸性格耿直，不事权贵，为人刚正不阿，不与奸逆同流合污，不改秉公执纪之志，是当时朝中君臣眼中的“一根筋”，常以犀利在理的言辞维护朝廷纲纪而为后世称道。
义正词严不畏权贵。卞壸非常重视礼法，维护朝廷纲纪从来不遗余力。在晋成帝即位举行登基大典的当天，王公大臣都来朝贺，只有元老重臣王导称病缺席。卞壸认为王导傲慢失礼，在朝廷上严肃地说：“王公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意思是说，王公难道不是关系国家社稷安危的大臣吗？先帝还未下葬，新帝尚未登基，这种时候臣子怎么能拿生病当借口不参加呢？王导听说后，不得不带病参加庆典。当时，王导与另一重臣庾亮不和，当庾亮掌权时，王导经常称病不上朝。一次，王导依然称病没有上朝，却私下为车骑将军郗鉴送行。卞壸得知后，并不顾及王导的权势和情面，上奏诉称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这件事虽然被皇帝压下，未予处理，却在朝野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也让朝中官员更加敬畏卞壸三分，从此愈发循规蹈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人只有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才能行有所止、心有所畏、言有所戒。在等级森严、讲究礼仪的封建朝廷，卞壸面对失礼失节之举，既理直气壮、不留情面，又以小见大、一针见血，让王导自知理亏，无可辩驳。卞壸之所以能不畏权贵、不问资历，“一根筋”地维护法纪尊严，在于他时时处处怀着一颗光明磊落的公心，手握一把正纲肃纪的戒尺，用一心为公的品格、大公无私的节操、秉公执纪的正直，度量着违法悖礼之举。
晓以利害不容私念。晋成帝年幼时，有一次皇太后任命南阳乐谟为郡中正，颍川庾怡为廷尉评。乐谟、庾怡二人凭仗与庾亮的特殊关系，拒不赴任。卞壸当即奏禀皇太后：“人没有无父亲而出生的，职位也没有无事而设立的；有父亲就必然会有父亲的义务，任职就必然要担当操劳。如果每个家庭都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那么当君主的就没有了臣民，也就没有了君臣之间的道义。乐广（乐谟之父）、庾珉（庾怡之父）曾经受到先王恩宠，人早已不是个人私有了，何况他们的后代，更不能以私人名义去占有。所任命的职务，如果都迁就顺从每个人的私心，那么参与战争、戍守边疆士卒的父母，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不赴职。”由于卞壸的奏章很有说服力，因而朝议一致赞成。乐谟、庾怡不得已，只好走马上任。从此，只要朝廷有诏命，任何人都不能以私凌公，不得以任何借口推延，也成了一条永久性的制度。
“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受尊崇的思想道德传统，如何处理公与私、国与家、大与小的关系是对一个人道德素养的重要衡量。卞壸面对高官后代的私心杂念，没有睁只眼闭只眼怕得罪人，而是“一根筋”地直言相谏，做到有理有节，善于对比，抓住父亲与职位的责任、君王与臣子的关联、搞特权与卫国戍边的利害，层层递进说理，让人心服口服，坚决堵住了徇私变通的口子，既诠释了他胸怀天下、顾全大局的情怀，也彰显了他秉公办事、刚直不阿的品格。
以退为进不失胸怀。卞壸一直以来，兢兢业业勤勉为官，以匡风正俗为己任，不愿随波逐流，因此受到不少人的责难挖苦。一次，大臣阮孚嘲讽道：“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意思是说，您总是这样操心劳碌，没有闲暇安逸的时候，就像嘴里经常含着瓦石，不是很劳累吗？卞壸听后并不气恼，从容应对道：“诸君以道德恢宏、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意思是说，“你们各位君子以品德宽大、相互庇护为做人方式，那么卑微粗鄙、不知分寸得罪人的人，只能是像我这样的人呀！”一番话让阮孚无言以对，自讨无趣。
著名作家余秋雨曾说过：“人没有非议是不真实的，非议就像人的影子，人越高，影子就越长。”面对非议责难，往往能看出一个人人格和境界的高低。针对阮孚发出多管闲事“一根筋”的非议责难，卞壸没有勃然大怒，也没有简单训斥，而是以退为进、巧妙回敬，在自我“矮化”中还以颜色，可谓入木三分，既讲出了做人为官应有的担当和责任，也映衬出他为国事任劳任怨的博大胸怀。
追古思今，卞壸的“一根筋”精神依然有其可取之处，重温卞壸的故事，并非提倡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局限，而是要学习他忠诚报国的责任担当、维护法纪尊严的精神品格和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