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用秀
天津旧城北门里府署街中段，有一条小胡同，胡同里曾有一座祠堂叫报功祠。《津门纪略》中说：“报功祠，在大仪门内，祀明天津副使毛公。”
毛公何许人也？天津人为何为他建祠？从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叫汪来的大臣撰写的《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去思旧碑》里得知：这位毛公名叫毛恺（1506—1570），字达和，号介川，晚号节斋居士，浙江江山人。嘉靖十四年（1535）中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因事触犯朝中当权者，谪宁国推官。嘉靖三十三年（1554），以瑞州府升任天津整饬副使。毛恺在任四年，以大振公道为先，以不信私书为本。在天津，他革除杂差，取消妄费，组织民众筑堤堰、兴屯田，发展生产，且节财省费，声名卓著。后转任多职。隆庆四年（1570）致仕还乡，九月九日去世。
作为封建时代一位廉洁为民、刚直不阿的清官，毛恺的事迹不仅载入了天津方志之中，而且《明史》中也有他的传。《明史·列传》载：毛恺“坐论洗马邹守益不当投散地，为执政所恶”。又载：“太监李芳骤谏，忤穆宗，命刑部置重辟，恺奏芳罪状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乃得贳死。”
毛恺在天津任上有两件事尤其让天津百姓叹服。
其一，毛恺到天津以前，天津人口多是来自山西、山东等地的商人和农民，还有来自江浙沿海地区的船工和渔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既不读书，争相骄侈”；经济殷实之家又多“事游猎，纵歌舞”，达官贵人都是亲戚套亲戚；他们中若有犯法者，赂银钱便可逍遥法外。毛恺莅任天津后，大力治理这种不良风气。他主持正义，不徇私情奉公执法，一个人犯了罪，不管多大权势，有多少人说情，一律绳之以法。如此大行公道，使人们的道德风尚大为改观，或“讲兵陶融，将才数辈”，或“和平公正，若读书人”，或“亦知奋发，不至废坠”。
其二，毛恺到天津前，天津官场腐败现象严重，官府到处设卡，以各种名目向商人乱收费，而商人又是“以贾取利”，由于愤恨市场“不平其值，人皆散”，致使“鱼盐蜃蛤，不贩天津而贩都会；絮帛粟稻，不之天津而之丰台；油纸板木，不泊天津而泊河西务”。至明朝中期嘉靖初年，天津的商业贸易由此衰落。毛恺到任后，迅速查明原因，下大力气革除“官价夙弊”等腐败痼疾，按照当时行情的高低与涨落议定价格，公正透明，商人们看到天津市场行情平稳、官税合理，便渐渐向天津集中，天津的经济又繁荣起来。
毛恺在天津任整饬副使期间为政清廉，为天津百姓做了诸多好事，他本人“自奉俭约，布艺瓦器，饭常蔬食”，家中一贫如洗。毛恺离任后，天津百姓“涕泣而思之，为之立祠曰‘报功祠’”，并立追思碑颂其功德。
报功祠也称毛公祠，清同治年间天津文人华鼎元作有一首诗，题目就是《毛公祠》。诗曰：“使君公正士民知，遗爱弥深去后思。五尺穹碑何处觅？居人犹说报功祠。”后来由于年代渐至久远，出现了谐音的讹传，人们将“报功祠”误称为“鲍公祠”，而且以为鲍公是对一位姓鲍者的尊称。因这种误传，当年建有报功祠的那条小胡同便称作了“鲍公祠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