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和振奋民族士气无疑是当下抗战题材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何写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个人印记的内容，就是考验作家知识积累与思考向度的问题了。当下繁荣的创作语境中，宋安娜的儿童文学作品《小骨朵》（2025）、《会说话的蜥蜴》（2022）、《泥土里的想念》（2018）既有同类作品的共性，又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从而令人印象深刻。具体来说，就是把抗战、“犹太人在天津”、人性之爱等元素融合，书写了带有国际主义的包含着亲情、友情的“大爱”，形成了独属于宋安娜的创作风格。
写抗战题材的作品很多，但当前以儿童为中心，走儿童文学路径的并不多。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影响的焦虑”，再如《小兵张嘎》（徐光耀著）一样写与敌人战斗就容易重复前人，没有新意了。另外的原因就是在二战中民族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引起关注。所以，宋安娜的作品是以抗战中的天津为背景的，但由于是儿童视角，故而淡化了正面激烈的冲突，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笔墨用来写儿童对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的感受，从而更具有反战意味。《小骨朵》中的小骨朵原本有一个幸福家庭，爸爸是教育家、留美博士、天津兴华中学的校长，妈妈是医生，但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他们宁静的生活，爸爸因为坚持抗战观点被敌人暗杀，妈妈去了抗日根据地的医院。《会说话的蜥蜴》中，犹太儿童爱培的父母在战争中死去，爷爷亚伯拉罕被敌人抓进了集中营，他在天津认识了男孩儿嘎蛋儿。《泥土里的想念》中，犹太女孩撒拉的童年是在战乱和家庭离散的环境中度过的。尽管以往的抗战题材作品也会涉及上述内容，但从儿童的视角看，侵略战争的非正义和残暴性就极其明显了——对他们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以往的“家”不复存在了。
当前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有多重向度，总体来说更注重对儿童个性的讨论，这与当下的教育问题相呼应——当然其中就包括对爱国、正义、勇敢的精神内核的表现和张扬。宋安娜把儿童个性的展现和心智的成长放在抗战背景下书写，找到了二者在当下语境中的契合点。如小骨朵的活动是与抗战期间医护人员的奉献联系在一起的；嘎蛋儿的活动是与地下组织向根据地运物资有关的；撒拉的父亲作为《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到延安去采访，照顾她的张太太是中共地下党电台发报员。这些背景设置使作品虽然集中于儿童的行动，但有爱国的浩然正气作为支撑，是非抗战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
宋安娜作品中经常出现“犹太人在天津”的元素，这是她绝不会与其他作家重复的标签。《小骨朵》中，小骨朵家的房客“老斯”（约拿·斯泰因）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青年犹太医生，因为战争辗转来到天津并准备到抗日根据地救治伤员。《会说话的蜥蜴》中的爱培是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犹太儿童，他的爷爷又被日军抓进了集中营，风雪之夜被嘎蛋儿所救，后来二人成了朋友。《泥土里的想念》中的犹太小女孩撒拉已经是第三代移民了，她爷爷和家族中的不少亲戚都在中国开皮货公司，父亲就是在天津出生长大并成为记者的。可见，“犹太人在天津”这个元素是宋安娜作品的“标配”。能够把这个元素在作品中灵活运用并使之成为其他作家很难模仿的独一份，与宋安娜此前的积累有关。近代以来，犹太人不断迁居天津并形成了稳定的社区，这个现象引起了宋安娜的关注并就此做了十几年的采访、调查和研究。她先后出版了画册《犹太人在天津》和描述这段历史的非虚构作品《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也在长篇小说《十城记》中涉及了这一主题。将“犹太人在天津”这一元素引入到儿童文学作品中是很有创意的。一是将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视野更为广阔。《小骨朵》中的医生“老斯”和《泥土里的想念》中的记者“爸爸”都投身到了抗日战争中，这是以前的抗战题材作品较少提及的。二是书写了不同国别儿童间的友谊，突出了他们的善良、纯真，充满人性的温度，如《会说话的蜥蜴》中，嘎蛋儿救了在冰雪之夜差点被冻死的爱培，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三是扩大了儿童读者的眼界，让他们从文学中不仅看到我国，还看到一个“世界”并作出识别——既有残暴的侵略者，又有同仇敌忾、相互友爱、不分国籍的人们。这类富有传奇性的“国际主义”题材此前较少有作家尝试，因为写不好就容易出现情节“硬伤”，但宋安娜基于对大量犹太家庭的采访，积累了很多素材，有了可靠的“本事”和细节，所以写作的时候就能信手拈来而符合历史语境。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宋安娜特别善于使用“找妈妈”的情节设置。在儿童的思维中，“妈妈”显然是安全、温暖的化身，所以很多作品的模式就是“找妈妈”。宋安娜的作品中，对这一母题做了适合自己主旨的发挥。《小骨朵》中，小骨朵的妈妈是一位医生，某天给了她一个“妈妈抱”后就“失踪”了，这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无疑是必须要解开的谜团。随着情节展开，她终于知道妈妈是到抗日根据地救治伤员去了。类似的情节在《泥土里的想念》中也有，撒拉的母亲去世后，保姆“阿妈”来到家里照顾她，“太阳照在撒拉身上，暖暖的。太阳也照在阿妈身上，一股香气从阿妈身上悄悄地弥散开来。是劳作的汗水的味道？是年轻女子青春的气息？是阿妈对她抚育的这个犹太孩子自然而然产生的母爱的温馨？小小的撒拉不知道，她只知道这香气诱她入睡，让她做一个甜甜的梦。在梦里，撒拉记住了阿妈的香气，并对这香气产生了深深的依恋”。某天阿妈说要去看自己的孩子，辞别就再也没有回来。作品的结尾写撒拉和被敌人抓走的阿妈偶遇，却不能相认。“失去母亲”的设置对儿童读者来说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同时也预设了儿童必须要坚强地面对命运：找回妈妈。“妈妈不见了”的原因和“找妈妈”的艰辛相互配合，促使作品里的主人公在完成任务中得到成长。《小骨朵》中，小骨朵最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来到了妙峰山接头地点，见到了前来接应她的妈妈。《泥土里的想念》中的撒拉决定去找阿妈，带着自己的朋友金宝和银宝不小心进到日租界，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所以，“找妈妈”在宋安娜这里的意义是双重的。妈妈对小骨朵除了亲情，还有一种精神指引，她用行动作出了示范，“找妈妈”的结果也因此得到了升华——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多重的“寻找”，主人公在此过程中，不仅找到了妈妈的爱，还找到了真诚、勇敢和有行动力的自己。
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时，宋安娜有很强的责任感，即把自己发现、感受到的爱的温暖传递给孩子们。她在《小骨朵》的“后记”中说，收集史料、“梳理犹太人在天津的百年生活轨迹”时，“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在抢救一段历史，在打捞一艘历史沉船”“让那些温暖的时光被一代代人记住，这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心愿”。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她为何用不同的文体来反复讲述犹太人在天津度过的“温暖的时光”了。她的作品传递出追求正义、美好的价值观的趋向，这本来就是好的作品应有的品格，但因为它是面对儿童的，所以显得更为恰当和熨帖。寓教于乐，引导、帮助孩子们建立起对世界和自己的爱，宋安娜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