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9日，何其芳为天津出版的《大公报·诗刊》第一期写了一篇创作回顾性质的散文《梦中道路》。这位早已成名的“汉园诗人”在文中袒露了“厌弃我自己的精致”的心迹。其中写道：“有一次我指着温庭筠的四句诗给一位朋友看：
悠悠楚水流如马，
恨紫愁红满平野。
野土千年怨不平，
至今烧作鸳鸯瓦。
我说我喜欢，他却说没有什么好。当时我很觉寂寞。后来我才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实在有一点分歧。他是一个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分意义；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
这里说的“一位朋友”，即是与何其芳同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的青年诗人毕奂午。1934年，毕奂午在南开中学教初中国文课。此时在这里教书的还有李尧林（巴金的三哥）、高远公（王国维、梁启超的学生）、李苦禅等，加上在这里就读的黄裳、黄宗江、周杲良（周叔弢的儿子）等“文学少年”，已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南开中学文学圈”。
1937年春天，何其芳从天津、山东辗转回到四川家乡，先在万县师范教书，后又到成都一所中学任教。这时的何其芳还在低声吟哦着波德莱尔的“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并且幻想着，“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到了7月7日，抗战的枪声响起，焦土之上，哪里还容得下一个“茅草的屋顶”？面对残酷的、血与火的现实，诗人一改往日精巧、纤细和唯美的诗风，仿佛火山岩浆喷发，又如吹响号角一样，写出了一首振聋发聩的、表达了投奔革命与光明的心志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这首诗的完成，也成为何其芳文学和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在这首诗写出后不久，何其芳得到一个消息：作家沙汀已获得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车耀先同意，即将北上去往延安。何其芳赶忙找到沙汀，希望一起前往延安。诗人的要求得到了组织的同意。于是，1938年8月8日，何其芳和沙汀、卞之琳等友人一道，告别还在沉睡的成都，沿着川陕古道，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路向北，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圣地延安。
这时的延安，在全国人民心中，是红星照耀的最光明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所在。何其芳和朋友们甫到延安，每人领到了一套八路军的灰布制服。这些穿惯了长衫、西装的文人，突然穿上了灰布制服，个个兴奋得像少年一样。
进步和光明的延安和边区的生活，给何其芳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他以一种完全有别于以往的清新、朴素和健朗的诗风，在延河之滨写下了《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一）》《夜歌》《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快乐的人们》等具有“抗战史诗”气象的长诗和组诗，也写出了诸如《黎明》《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河》等脍炙人口的抒情短诗。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华民族誓与敌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诗中，他对中国的胜利和未来充满了热望，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也充满了热诚的期待。
作为南开中学学生辈的黄裳，曾在《谈何其芳》一文中说，从何其芳这时的诗歌里，可以看到诗人是怎样在选择他的道路，“这些诗也都是人民的号音，而不是红楼上、灯晕下，少年情人的歌唱了”。
在延安，何其芳先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系主任。1939年春，他与沙汀和鲁艺一些同学一起，跟随贺龙将军到过晋西北前线，写下了不少讲述延安和晋西北军民抗战生活的报告文学。可以说，正是抗日的烽烟和漫长的抗战岁月，把一位擅长“画梦录”的诗人，变成了一位革命的诗人和文学家，变成了一位彻底的革命战士。
何其芳在散文《回忆延安》里，记述了一个延安孩子的趣事：他的邻居家有个男孩，名字叫里宾，只有六七岁，平时有点顽皮，但是对延安的生活，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和觉悟。有一天吃午饭时，因为公家食堂的菜不合口，何其芳就自己炒了一碗鸡蛋。正坐在窑洞门口吃的时候，被这个小男孩看到了。小男孩指着何其芳说：“你羞不羞呀？跟老百姓吃得一样好！”这句话给何其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小孩的小小脑袋里，有着何等清晰的认识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和战士们，都不应该比老百姓吃得好，而应该让老百姓先过上好日子。这件小事，也让何其芳深有感触地认识到，这个小男孩的思想和觉悟，正好反映出了当时延安真实的生活现实：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先吃得好、先过上好日子。
再看诗人毕奂午的经历。1928年，正当青春年华的毕奂午，因为向往“光明”的发源地，便与北平师范学校的同学王荣庭（即后来被称为“西部歌王”的音乐家王洛宾）结伴到了哈尔滨，打算从哈尔滨奔往红色莫斯科。但由于各种阻力未能成行。在哈尔滨流浪的日子里，他和同学一起住进了有如高尔基笔下《夜店》式的鸡毛小店。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当时最底层的生活和最下层的人物：卖苦力的、无家可归的逃亡者、白俄浪人、小偷、乞丐、下等妓女，等等。这些阴暗的生活面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为他后来的创作储备了素材。
抗战前夕，毕奂午在南开中学教书期间，何其芳、李尧林等同事不仅在教学上给予了毕奂午直接的帮助，同时他们也成了他创作上的挚友。那时正在北京编《文学季刊》的巴金和靳以，还有主编《水星》的卞之琳，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以及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的曹禺等，也相继成了毕奂午的师长和朋友。师友间的切磋帮助使他的创作日臻成熟。可是，就在这颗诗坛新星刚刚升起之时，抗战烽火燃起，中华民族进入了空前苦难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作为一介书生、不愿做亡国奴的毕奂午，被日本法西斯投入了监狱，受尽了屈辱和非人的摧残。日军的黑牢当然不是歌吟的场所，诗人被迫放下了诗笔，暂时停止了“歌唱”。
艾青在《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一文里说到毕奂午的诗时，这样写道：“诗人似乎就一直生活在已经沦陷了的城市里，除了读到他这样痛苦的诗之外，从来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朋友们一度认为，毕奂午可能死在法西斯的监狱里了，所以，在牢狱之外的巴金等朋友搜集起毕奂午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抗战诗篇，为他编印了一本薄薄的集子《雨夕》。集中有一首《火烧的城》，艾青在引录了这首诗的片段后评价说，作者不仅“保持了《灭亡》的情感的深沉和语言的朴素与有力”，而且写出许多“刻画土地沦亡的痛苦的诗篇”。五十年后，艾青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7—1937）时，收入了毕奂午在抗战前后创作的数篇作品，并加以赞赏。
所幸的是，青年诗人最终没有死在日寇的牢狱里。抗战胜利后，当他重新出现在朋友们眼前时，已经是一位坚强的文化战士了。1949年，毕奂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南文联、湖北省文联、武汉市文联、湖北省文化局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50年调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黄裳，原名容鼎昌，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黄宗江、周杲良等是同窗，李尧林是他们的恩师。他在南开中学就读期间，已在校刊《南开初中》和《南开高中》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文笔可谓少年老成。南开中学被日寇炸毁后，他和黄宗江逃到上海，黄宗江开始“下海卖艺”，他继续在上海中学就读。“黄裳”本是此时他赠给黄宗江的艺名，但黄宗江以其“过于辉煌”，未敢使用，他便自己用作了笔名。黄裳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交通大学电机系，成为“正宗”的大学工科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之时，黄裳又与黄宗江结伴逃离“孤岛”上海，辗转抵达重庆。先是靠写作糊口，后来又在位于小龙坎的一家无线电器材厂从事制图工作。从这个器材厂出厂的一些无线电器材，有一些通过各种秘密途径，被送到了抗日战场上。那时，重庆上空不时传来日寇空袭的警报声，敌机扔下的炸弹在嘉陵江上溅起巨浪。不久，因为英文水平不错，黄裳应征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在滇缅丛林的战场上为美国兵担任翻译。这时候，黄裳发挥了工科生的优势，不仅能开车，而且还能动手维修军用吉普车。这段战地生活经历，在战后不久，被他写进了《关于美国兵》这本纪实散文集中。
可以说，正是七七事变的炮声，把包括何其芳在内的南开中学文学圈的师生们从文学梦中震醒。在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烽烟里，他们无一例外地毅然挥别了“梦中道路”，从不同的方向加入了全国抗战的洪流之中，并且用各自的行动，践行了何其芳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里的“预言”：“在长长的钢的链索间，我是极其渺小的一环，然而我像最强顽的那样强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