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津环城的四周修筑有七座炮台，即所谓“七台环向”。清代诗人张志奇把“七台环向”列为“津门八景”之一，且作诗曰：“畿辅严疆有驻师，七台棋布自崔巍。时清无复惊烽火，尽日灵风卷画旗。”
天津卫的七座炮台，据《天津卫志》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城外拨民地建炮台七座”；《天津县志》记炮台“正南一座，海光寺；东南一座，冯（马）家口；东北一座，三岔河北；又一座，窑洼河南；正北—座，西沽；西北—座，河北邵公庄；正西一座，双忠庙”。这是由于当时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建炮台是用来防备李自成起义军的，有人说是用来防倭的，但这种说法靠不住。因为倭寇入侵是在嘉靖年间，即16世纪末，而李自成兴军则是在崇祯年间，即17世纪中叶。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后，炮台便失去了军事作用。清王朝建立后，七座炮台依然矗立，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使臣哥页由水路进贡经过天津时，曾看到“在三岔河口耸立着的碉堡，高高的墙上筑有守望塔”，即是七座炮台之一的三岔河口的炮台；并由其随员画下一幅素描画，记下了炮台的雄伟面貌。康熙十一年（1672），在大同任总兵的宁夏人赵良栋（1621—1697）调任天津镇总兵。赵良栋到津后视察城守，看到明代遗留下来的炮台极为重要，但因无人管理，已近于荒废，便于康熙十二年（1673）将炮台重新整顿修缮，每台增拨十名炮手防守。乾隆以后，天津防御渐趋松弛，炮台逐告废弃，但却作为“津门八景”（清代津门八景为：三水中分、七台环向、溟波浴日、洋艘骈津、浮梁驰渡、广厦舟屯、南原樵影、西淀渔歌）之一而供游人观览。
“七台环向”的七座炮台，至清代中叶天津府地图上就只有三岔河口和邵公庄的两座炮台了。邵公庄炮台后来被南运河冲刷而渺无踪影。到清末，仅有三岔河口的那座炮台得以存在。
三岔河口炮台之所以留存，与这里的战略地位和当时的军事防务有关。三岔河口炮台南扼三河（海河、北运河、南运河），北拱京师，军事地位之高，居七座炮台之首。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北上闯入大沽口，海口炮台在与帝国主义的初次交锋中即告失陷。事后，清政府令顺天府大规模采办木料重建炮台，除海口外，还在天津、双港等地增建。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驻节天津，加强军事布防。同治十三年（1874）重建水师营于三岔河口，同时命大名镇总兵徐道奎在三岔河口北岸重修炮台。
这座炮台从形制到规模均不同于以往。炮台围墙高2丈，周围长23丈，墙体用三合土夯实，外砌青砖，故有黑炮台之称。围墙外近河一面，加筑一人多高的白色齿状矮墙一道，契合近距离射击需要。炮台内最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是一座砖筑五层八角形瞭望塔，塔高约五丈。塔基高出地面约5至6尺，塔身四层，每层八面各开瞭望窗一个，窗上分别镶有八卦符号。最上层为尖顶瞭望亭。塔门口有石刻对联一副。多年前曾有人在河北区一工地上见到一块宽约一尺、长约五尺的残条石，上刻“登临恣一览，拓开万里四夷……”之句，可能就是石联的遗物。李鸿章仿长江水师之制，设督标水师中营（管带官1人、哨官32人、水师兵勇476人），配有舢板战船32艘，驻三岔河口炮台，故此炮台又有“水师营炮台”之称。
重建的三岔河口炮台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其威力未见发挥。然在1900年反抗八国联军入侵时，三岔河口炮台利用更新的武器“像火山一样地喷出了炮弹”，狠狠打击分布在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的侵略者。八国联军虽专门为对付该炮台调来十二磅的重炮，但只是将炮台的瞭望塔炸坏，炮台仍岿然矗立在三岔河口。八国联军对三岔河口炮台恨之入骨，惊呼炮台火力“是我们所有伤亡的根源”，强烈要求拆除。在八国联军施加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25日将其拆毁。
50多年来，三岔河口炮台遗址文物三次被发现。一次是在1969—1970年间的“备战”施工中，在这里挖掘出40棵梅花桩，应是当年炮台的基础。其北是“北大营”，即水师营。第二次是1983年河北区政府翻建办公大楼时，从地下挖出一门大炮和炮台台基木桩。第三次是在1985年狮子林大街小学翻建教学楼时，挖掘出原来预备充作军饷的铁铸咸丰钱币。这些发现都证明了三岔河口炮台基址之所在。炮台虽已无存，但当年炮台的雄姿和那段历史风云却深深镌刻在天津人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