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之前，日本对华持续侵略就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到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反动统治者发动的一次次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也激起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天津这座城市早期遭受日本侵略的悲怆和对日抗争的悲壮，虽已年代久远，却不应为我们所遗忘。
1900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投入兵力最多的强盗，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前，登陆大沽口，铁蹄踏津门。当时，一个名叫马克里希的英国军人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军攻打天津城的野蛮行径。7月9日被他命名为“日本日”——“千余名日本步兵和骑兵携带着大炮出发，目的是扫清西面开阔地带的中国军队”“日本骑兵冲进冲出，把暴徒砍成碎块。他们兴高采烈地笑着，福岛将军指挥他的军队上演一出从未见过的最美妙的战争剧。”7月14日，进入天津城的日本人肆意烧杀抢掠，“他们马上开始了放火和杀戮，抢掠也开始到处出现，大量的贵重丝绸、衣物和古董被抢走。一个士兵在吃力地搬动一座老式座钟，而他的同伙在搬成箱的银子。我们已经看够了战争令人恐怖的结局，燃烧的城市、河中可怕的浮尸，等等。”（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天津租界史》，［英］雷穆森著，许逸凡、赵地译）这些沉甸甸的血色历史细节不容遗忘。
八国联军的入侵，酿成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根据这一条约，外国军队被允许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的12个铁路沿线地点，然而早在条约签订前四个月，日本政府即以“护路”为名向这一带派驻了“驻屯军”，并在天津海光寺设立司令部。驻屯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引起当时正求学于天津的李大钊的无比愤慨。1913年夏，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准备赴日留学，9月11日晚，日本驻屯军在昌黎火车站残杀五名中国铁路警察。李大钊听闻这一惨案后，对日本人的暴行怒不可遏，他亲自到城北地藏寺，向停棺在那里的五位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后又写下《游碣石山杂记》一文，号召国人勿忘这奇耻大辱的国仇：“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李大钊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之恨绝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五位同胞的惨死，早在1912年11月，他在天津法政学校编译《〈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下文简称《驳议》）时，就已识破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驳议》是李大钊等学子对日本人中岛端所著《支那分割之运命》的驳斥。中国辛亥革命仅一年后，中岛端便在这本书中信口雌黄，污蔑中国人无共和之资格、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国民之素养、无共和之信念、无国家观念，疯狂叫嚣日本应快速担起“新兴雄帮”之责任，“尽我大和民族之天职”“西自内蒙古起……而直隶而山西，至少限于黄河之北，不可不置于我之势力范围……江苏、浙江为二十一省中最便利最膏腴之地，决不可使他国有之……”面对此等妄图独霸鲸吞中国之狂言，李大钊等学子在《驳议》中直斥：“岛人亦知吾燕赵男儿之勇武乎？燕赵男儿果有一人生者，不令岛人入中华一步也！”
正因李大钊对日本侵略者野心的先知先觉，所以他自天津到日本留学后，得知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称帝的支持，竟接受日本1915年1月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立即代表中国留学生总会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大声疾呼：“抑日本蕞尔穷岛，力非能亡我中国者……忆昔甲午痛创……九世之深仇未复，十年之胆薪何在……愿我国民，从兹勿忘此弥天之耻辱可耳。”李大钊又于数日后，在为《国耻纪念录》写就的《国民之薪胆》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此次日本要索之主的，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他召唤国人“贡其精忠碧血于国家”：“堂堂黄帝之子孙，岂终见屈于小丑！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于天演之中，宅优胜之位置，天道未改，种性犹存，胡竟昔荣而今枯，昔畅而今萎。”
如果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津门斗士在早期的对日抗争中，主要形式是以笔为戈，揭露日寇野心，号召国人警醒，那么到了五四运动中，周恩来、邓颖超等先进学生代表便在天津带领广大市民群众通过抵制日货、罢课罢市等实际行动，掀起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高潮。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因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北洋政府卖国外交、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而遭镇压逮捕，天津学生于5月7日举行了“国耻日”大游行。当时，邓颖超就在天津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时，我才十六岁，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在7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喊出的口号还有‘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不做亡国奴’等等。”（见1959年第9期《中国妇女》所刊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学生们将口号付诸行动。据与邓颖超同为一组到商店查日货的同学回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很激烈，尤其听一日商亲口说倾销给中国的商品多为四等品和次货后，学生们越发气愤，查货时更加严格。为抵制日本玩具充斥天津市场，学生们还在校内办了一个玩具车间，邓颖超在社会活动之暇也到车间劳动。当时，周恩来刚从日本回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积极参加爱国斗争，并受天津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所邀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以笔为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成为反帝爱国斗争的旗帜和号角。1920年1月，天津学联调查员在东门里卢家胡同魁发成杂货铺检查日货时，遭三个日本浪人毒打。天津警察厅抓捕抗议学生，直隶省公署扣押各界群众代表并封闭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联。周恩来为此率学生赴省公署请愿被捕，在狱中进行了半年多的英勇斗争。
但是，天津人民的对日抗争是压制不了的。1923年3月26日，日本占据旅顺、大连已经25年，当是归还中国的日子，但日方诡称按“二十一条”之约须占据99年。为此，天津市民大会于3月26日在南开大操场举行，宣示争回旅顺、大连的意志和决心。并于5月7日再次举行“国耻日”大游行，其中女工人和女学生沿途高呼“今天是日本强迫我签订二十一条亡国协约的日子，我们誓死不能承认二十一条”，被当时媒体评价为“撼山震海之雪耻游行”。
20世纪20年代及之前天津人民对日的早期抗争，虽距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并开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阶段还有相当时日，但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野心由来已久，更折射出中国人民万难不屈的精神与骨气。鉴往事，知来者，这些故事，无论多么久远，我们都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