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3年的天津，夏日的阳光像融化的黄油一样，涂抹在租界的红砖墙上。六岁的特伦布莱·麦肯锡站在甲板上，紧紧攥着父亲米歇尔·麦肯锡的衣角，蓝眼睛瞪得溜圆。港口上的人群像蚂蚁一样蠕动，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小贩的吆喝声、苦力的号子声、汽车的喇叭声，还有他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
“爸爸，他们在说什么？”特伦布莱仰起头，金黄的卷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是中文，孩子，很快你也会说的。”米歇尔蹲下身，与儿子平视，眼里满是自信。
米歇尔·麦肯锡是加拿大联合教会的传教士，同时也是一名医生。两年前他来到天津，在法租界边缘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兼诊所。现在，他终于有能力把儿子从多伦多接来了。
特伦布莱的第一幅中国画，是在抵达天津的第三天完成的。那天早晨，他趴在教堂二楼的窗台上，看着街对面的早点摊。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老人正在炸油条，那短短的、小小的面疙瘩，抻长放下去不一会儿就变成金黄色，迅速膨胀，像变魔术一样。好奇的特伦布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和铅笔，飞快地勾勒了起来。
“这是什么？”米歇尔晚上回到家中，发现儿子的床头贴着一张纸。
“油条，爷爷给了我一根，很好吃，脆脆的，香香的，比面包还好吃。”特伦布莱嘴角留香地说道。
米歇尔惊讶地看着这幅画，虽然线条稚嫩，但老人佝偻的背影、油锅上升腾的热气，甚至油条在油中翻动的动态感都被捕捉到了。这不是普通六岁孩子能画出来的，他觉得儿子有绘画的天赋与潜力。
从那天起，特伦布莱的绘画天赋，像春天的竹笋一样迅速生长。教堂里的中国信徒们，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安静画画的外国小男孩，常常给他当模特。特伦布莱画抱着婴儿的妇女、画修补鞋子的匠人、画卖糖葫芦的小贩……他用简单的线条捕捉人物的神态，往往几笔就能抓住特点，让人物跃然纸上。
1935年春天，米歇尔为儿子请了一位油画老师——英国商人理查德·伯顿，一位业余画家。伯顿第一次看到特伦布莱的速写本时，惊讶得胡子都翘了起来。
“上帝啊，这孩子是绘画神童！”伯顿翻着那些画满市井百态的纸张，“看这线条，这构图感！米歇尔，你必须好好培养他。”
伯顿开始教特伦布莱素描和写生基础，但坚持要他先掌握扎实的速写技巧。“油画的基础是写生，是速写，是素描，你无师自通，有点基础，再跟我好好学临摹，基础打扎实了，再上手油画。”伯顿用烟斗指点着说。
特伦布莱进步神速。到了1936年，九岁的他已经能用炭笔熟练地表现光影和质感。他的速写本堆满了小书桌的抽屉，每一幅都标注了日期和地点。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海河边的码头，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和繁忙的景象。
语言方面，特伦布莱同样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他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学会了天津方言中的许多俚语。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在1937年夏天被彻底打破。
（二）
7月底的一个清晨，伯顿先生匆匆来到教堂，脸色苍白：“日本人进攻了，他们在卢沟桥挑起了事端，战争爆发了。”他气喘吁吁地说着，脸上写满忧虑。
米歇尔皱起眉头，作为医生和传教士，他比普通人更清楚局势的严峻：“理查德，你有什么打算吗？”
伯顿先生摇摇头：“我订了下周的船票。米歇尔，日本兵的残忍你应该有所耳闻，你也该考虑离开这是非之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特伦布莱躲在门后听着大人们的谈话，不明白为什么伯顿先生要离开。那天下午，他照常背着帆布包出门写生，却发现街道上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人们行色匆匆，商店早早关门，报童挥舞着报纸大喊着：“号外！号外……”
他走到往常写生的公园，发现那里已经驻扎了军队——但不是中国军队。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在公园里架起了机枪，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特伦布莱本能地掏出速写本，躲在树后画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一个日本兵发现了他，大步走过来。
特伦布莱抬起头，蓝眼睛直视着对方。日本兵看到是个外国孩子，态度缓和了些：“美国人？”
特伦布莱用中文回答：“我是加拿大人。”
日本兵似乎放松了警惕，摆摆手让他离开。特伦布莱快步走开，但没忘记把刚才的速写完成——画面上是日本兵用枪托，殴打一个试图穿过警戒线的中国老人。
那天晚上，米歇尔看到儿子的新画作后，神情变得异常严肃：“特伦布莱，以后不要画这些了。”
“为什么？”男孩不解地问，“伯顿先生说画家应该记录真实。”
“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米歇尔揉着太阳穴。
伯顿先生在一周后离开了天津。临行前，他送给特伦布莱一盒高级炭笔和几本空白速写本。“记住，真正的艺术永远跟人性站在一起。”他意味深长地说。
随着日军全面占领天津，整个城市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米歇尔禁止特伦布莱独自外出，但这阻挡不了男孩的画笔。他爬上教堂的钟楼，用望远镜观察远处的街道，然后把看到的景象画下来——日本兵在街头设立检查站、中国平民被迫向日军鞠躬、商店被洗劫……
1937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特伦布莱目睹了永生难忘的一幕。透过望远镜，他看到一队日本兵押解着十几个被捆绑的中国军人来到河边空地。没有审判，没有解释，日本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举起步枪……
枪声响起时，特伦布莱的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笔，但他强迫自己继续画下去。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他必须记录下这一切。速写本上很快布满了倒下的躯体、喷溅的鲜血以及狞笑的日本兵。
那天晚上，米歇尔发现了儿子的新作品。他一张张翻看，手开始不住地颤抖。
“爸爸，他们为什么这样没有人性？那是生命啊。”特伦布莱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米歇尔抱住儿子，不知如何回答。作为传教士，他相信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作为医生，他救治过许多日本伤兵；但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远离这种残酷。
“特伦布莱，我要送你回加拿大！”米歇尔最终决定道。
“不！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留在天津！我喜欢这里……”男孩乞求着。
米歇尔指着那些画作：“这些很重要，比你想的要重要得多。它们需要被世界看到，但在这里，它们只会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
1938年春天，十岁的特伦布莱带着他所有的画作——几大本速写和数百张单幅素描，登上了一艘英国商船。临行前，米歇尔把画作精心装在一个牛皮箱里，叮嘱道：“保护好它们，等到安全的时候，让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特伦布莱哭着答应了。他不知道这竟是他与父亲的永别。
（三）
船在海上航行了六个星期。特伦布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舱房里，翻看自己的画作，添加细节和注释。有些画面太过残酷，有些则让他久久凝视。
抵达温哥华后，特伦布莱被姑妈玛格丽特接走。玛格丽特是个严肃的小学教师，对哥哥送回来的这个艺术神童，既困惑，又担忧。她把特伦布莱安排在自己多伦多家中的小卧室里，而那箱画作则被塞进了阁楼。
“等你长大了再处理它们。现在你需要适应加拿大的生活。”玛格丽特说。
特伦布莱尝试着融入新环境，但他总是在梦中回到天津——教堂的钟声、海河上的船只、街边的饺子，还有父亲在诊所里忙碌的身影。1939年，噩耗传来：米歇尔·麦肯锡在救助中国伤兵时被流弹击中，伤重不治。
十二岁的特伦布莱在得知消息后，整整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早晨，他爬上阁楼，打开那只皮箱，开始整理画作。他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让世界知道天津发生了什么。
1945年，二战结束，十八岁的特伦布莱已经是一名艺术学院的学生。他重新检视那些当年在天津画的速写，开始根据记忆为一些画面添加色彩。教授们对他的作品既惊叹又忧虑。
“这些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也可能引起外交风波。加拿大政府恐怕不会同意。”他的导师克莱门特说。
特伦布莱不为所动。1946年春天，他联系了几家报社，希望发表部分画作。《多伦多星报》表现出兴趣，约定几天后与他面谈。
一个周日的晚上，特伦布莱最后一次整理画作，他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三十幅，准备转天带给编辑，其中有日军处决战俘的系列，有街头暴行的场景，也有普通天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是他最珍视的，因为它们记录了那座城市本来的面貌。
周一早晨，特伦布莱抱着画作走出家门。天空下着小雨，他决定坐电车去报社。在穿过皇后街时，一辆失控的卡车突然冲上人行道……
当玛格丽特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她，特伦布莱当场死亡。医生说：“很遗憾，他手里的那些画大部分被雨水和血水毁了。”
痛苦的玛格丽特把剩下的画作和那只皮箱一起，重新锁进了阁楼。随着岁月流逝，这个悲伤的故事被家族渐渐遗忘。
（四）
2018年12月，杰森·麦肯锡在整理多伦多老宅的阁楼时，发现了一只尘封的皮箱。作为特伦布莱哥哥的孙子，他对这位早逝的叔祖父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
皮箱里整齐排列着几十本速写本和数百张单幅素描。杰森随意翻开一本，顿时惊呆了——画面上是日军屠杀平民的场景，笔触虽然稚嫩但充满力量，右下角工整地写着“Tremblay McChensey, Tianjin, 1937.12.14”。
接下来的几天，杰森仔细检查了所有画作。除了战争暴行，还有许多上世纪30年代天津的城市风貌和市井生活的珍贵记录。他联系了多伦多大学的历史教授，确认了这些画作的史料价值。
“这些应该回到中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教授激动地说。
2024年1月，杰森带着那只皮箱飞往天津。在档案馆举行的捐赠仪式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邀请来辨认画中场景，当她看到一幅卖糖葫芦的小贩速写时，突然泪流满面。
“这是老李头，日本人把他打死了，就因为他拒绝给日本兵鞠躬……”她用颤抖的手指着画说。
工作人员郑重地接过皮箱：“这些画作将作为永久馆藏。它们不仅记录了日军暴行，也记录了天津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坚忍精神。特伦布莱·麦肯锡先生用他的画笔，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使命。”
当天晚上，杰森站在海河边，看着对岸灯火通明的现代化高楼。他想起了叔祖父画中破旧但充满生气的旧天津，突然明白了艺术的力量——它能穿越时间，让记忆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