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狄青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聚焦天津职业教育海外影响力的长篇报告文学《鲁班出海》，在文化圈与教育界引起关注。这本书深度解析了天津开创的职业教育国际品牌——鲁班工坊的全球化发展历程。狄青认为，鲁班工坊不仅是天津职业教育的成果，更是中国工匠精神与现代教育理念的融合体：“它带着天津的基因在全球绽放，这种跨越国界的生命力，值得被认真书写。”
天津职业教育底蕴深厚
“工学并举”传承百余年
“鲁班工坊从天津发轫并走向世界，绝非偶然。”狄青说，在《鲁班出海》一书中，有一个章节题为“为什么是天津”，狄青在文中细数天津近代史上创造的种种第一。他分析，当年在天津，走河道可以通大江南北，走海路可以与世界相连，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天津成为近代工商业的摇篮，更孕育出中国最早一批产业工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天津才有了这么多引以为傲的第一。
通过查阅历史资料，狄青了解到：“就拿赫赫有名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来说，那是中国第一个集修船、造船、生产军火、工业技能人才培养为一体的综合性军事工业生产基地。早期大沽船坞的技术工人始终保持在半数以上，凡是在船坞工作过的工人，去其他工厂应聘，不用考试就能录用。大沽船坞为天津及周边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技艺高超的工人。”
回望一百余年以前的天津：开滦矿务局被誉为“北方民族工业的摇篮”，北洋电报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工艺学堂提出的“工学并举”理念是实业教育的先声。由此，狄青认为：职业教育的基因早已深植于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
随着对鲁班工坊项目的深入采访和跟进，狄青愈发为天津的职业教育发展感到自豪：“天津是全国职业教育的高地。特别是在鲁班工坊项目的建设中，可以说是倾全市职业教育院校之力，从中职、高职到本科院校全都参与其中，各院校结合自身特点和专业优势，设计特色专业、提供人才支撑，全情投入，才使得鲁班工坊能够迅速从本土品牌成长为国际名片。”
狄青极为推崇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吕景泉教授开创的EPIP（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他说：“吕教授研究生毕业后没有直接站上讲台，而是深入实训基地，向老师傅学车钳铣刨，长期在企业扎根，积累实践经验。正是这种深耕一线的执着坚守，催生了具有开创性的EPIP教学模式——以工程化、实践性、创新型、项目式为核心理念，诠释了天津职业教育‘工学并举’的历史传承。”
这个理念到底牛在哪儿？因为它系统性地整合了工程实践与创新项目，回应了全球职业教育的共同难题——如何培养既能执行又能创新的技术人才，并通过中国特色项目制教学落地。狄青解释道：“EPIP教学模式通过真实项目驱动，将标准化操作内化为创新基础。比如，在数控机床教学中，要求学生在掌握标准化操作的同时，还要针对本地需求来设计工艺方案。这种本土化创新，正是EPIP的精髓，也是中国职业教育向世界输出的原创理念。”这种模式，让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成果走向了国际舞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援教的艰辛与温暖背后
是技术输出带来的变革
在长达5年的采访中，狄青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故事，而最让他心头发烫的，是那些在异国他乡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饱含着动人的坚守。
江绛和高洋夫妇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教师，他们在埃塞俄比亚从事教育援外工作已近15年。他们的儿子江天亚出生在非洲，名字中的“天”与“亚”两个字，分别代表故乡天津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当狄青见到高洋老师时，她正为再次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做准备——既是为当地鲁班工坊安排后续教学工作，也是为探望仍在当地坚守的丈夫。
2011年，江绛刚刚到埃塞俄比亚援教时，目之所及，教学条件令人心酸：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器材都极度匮乏，许多实践课只能通过观看视频来完成；教材稀缺，常常几个学生共用一本书。面对困境，他没有抱怨，而是主动调整教学计划，努力适应实际情况。这份真诚与坚持，让埃塞俄比亚教育部和当地院校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他们一再挽留江绛，他的教学任期一直在延长。
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同样面临着种种“挑战”。江绛夫妇只能每两周去市中心采购一次食材，从驻地到最近的超市，公交车要间隔几个小时才有一班，他们多是步行往返，路程要耗费一个多小时。土路坑洼不平，鞋子穿三四个月就会磨破底。狄青感慨：“高老师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就像在谈论天气，仿佛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插曲，但即便是天气，非洲的气候我们也不太容易适应。”
2021年，当得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要在埃塞俄比亚筹建鲁班工坊时，江绛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并成为这个中非合作项目的负责人。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郑勇峰，向狄青讲述了全球首个鲁班工坊在泰国大城技术学院初创的故事。那是在2016年，郑勇峰还是一名青年教师。他和同事拉着塞满实训设备散件的行李箱抵达泰国时，距离揭牌仪式只剩下一个多月。
泰国潮湿闷热的天气，让工作变得格外困难。语言的障碍也带来了不少趣事——中国教师不会泰语，泰国教师的英语也不够流利，双方主要靠画图和手势沟通。渐渐地，他们竟琢磨出一套独特的“电路图对话”，简单画个电路图，不仅能讨论教学内容，还能交流日常生活。在这种特殊的互动中，两国教师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当泰国教师结婚时，还不忘给已经回国的中国同事发来喜讯。
这些温馨瞬间的背后，是技术输出带来的深刻变革。在巴基斯坦，经过培训的学员成为中资铁路售后服务的骨干；塔吉克斯坦光伏专业的毕业生，已是中国电站争相聘用的技术人才；而英国鲁班工坊的食品展示窗口，则为天津企业打开了海外市场。正如狄青所说：“鲁班工坊就像一个个技术基站，让中国企业在当地扎根生长。”
鲁班工坊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超出想象。狄青在采访中收集了太多的故事：在乌兹别克斯坦，家长们为了让孩子获得进入鲁班工坊学习的机会，凌晨就到报名点排队；在印度，当地政府主动前来寻求合作，希望引入天津的职业教育模式，因为他们看到了周边国家的学员通过这项培训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有一位鲁班工坊的老师告诉狄青，在非洲的工坊开放日，村民自发带着水果来感谢中国的教师们。这种认可，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这些细节让狄青深刻理解到，技术输出为当地百姓送去的不仅是谋生技能，更是尊严。
展示职业教育实力
工匠精神没有国界
2020年，狄青想静下心来写点东西，正巧发现了鲁班工坊这个发源于天津的国际项目。“我跑了二十多年基层，对天津的工业发展和教育脉络还是比较熟悉的，直觉告诉我，这里面会有值得写的故事。”他坦言，与百花文艺出版社沟通时，双方对选题一拍即合，都认为有必要为这个源于天津的创新实践留下完整的记录。
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波折远远超过了预期。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性、跨国项目的复杂性，让采访充满了挑战。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本就复杂的采访雪上加霜。“在海外的天津教师回不来，国内的职业院校又因为封闭管理无法进入。”狄青回忆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只能通过微信语音和越洋电话搜集素材。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过放弃。
在他看来，鲁班工坊的故事有三个必须被记录的理由：一是天津作为发源地的意义，这套从天津走出去的模式，已成为中国工匠精神的“国际名片”，这段故事应该由更了解天津工业基因和城市发展脉络的作家来完成；二是那些用青春铺就海外职业教育之路的建设者，不该被遗忘，他们在异国他乡传授先进技术的同时，更播撒着友谊的火种；三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云端坚守”，大家靠视频搞“云揭牌”、隔着屏幕传授技术，这些在困境中迸发出的创新行动，都有着鲜活的时代印记。
在狄青看来，好的纪实文学作品既要精准，又要有温度。为了确保内容的严谨，他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书稿历经多次修改完善，先后请职业教育专家及相关领域学者进行了多轮审校。这种执着，让《鲁班出海》逐渐被打磨成一部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性的作品。他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世界看到中国职业教育的实力，让国人了解天津在这个领域的国际贡献，也让年轻人明白，工匠精神无国界，认真做事的人永远值得尊重。
“在古代，鲁班用发明改变了百姓生活；在今天，鲁班工坊用职业教育影响着全世界。”狄青说，这正是他想通过这本书传递的理念——无论是天津的蓝领工人，还是非洲的技术学员，只要怀揣匠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创造不凡。
狄青访谈
天津手艺人有务实精神
耍嘴皮子不如亮真本事
记者：您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天津的城市气质、工业文化是如何影响您的关注视角和创作风格的？
狄青：我曾在天津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多年，早期跑企业，去过很多工厂，后来跑农村，到过六七百个村庄，对基层太熟悉了。咱天津近代工业有太多的第一，技术工人历来深受重视。天津是最早对技术工人评级的城市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级钳工的工资、社会地位都堪比今天的大学教授。这种对手艺人的敬重，造就了天津人“耍嘴皮子不如亮真本事”的务实精神。
这种城市气质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创作，教我学会了接地气的观察视角。当记者时记录的那些面孔，都成了我的故事宝库，所以我的小说更关注市井巷陌的普通人，关注他们的坚韧、憋屈、狡黠，甚至带点自嘲的生存智慧。而在随笔创作中，我并不喜欢摆出一张教化者的面孔，面对种种文化现象，我可以惊叹、愤慨、自负、反思……我不想做读者的人生导师，而想成为他们那个眼光犀利而又平实风趣的老友。
记者：创作《鲁班出海》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狄青：怎么才能把严肃的题材写活，是我遇到的最大挑战。这本书涉及政策、外交、教育等方方面面，可以说“严谨”是创作的第一要义。但如果写得太生硬，通篇都是建了多少工坊、培训了多少工人等冰冷的数据，纪实文学就成了汇报材料，失去了可读性。因此，在创作中我尽量平衡真实性、准确性和艺术表达的关系，尝试通过一个个人物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来呈现这件事的意义。这些人物一立起来，这本书就有了温度。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还会认可“手艺值钱”这个理儿吗？
狄青：不仅会认可，而且手艺越来越吃香了！国家大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天津，这一传统优势正在焕发新活力。我去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采访，有个学化工的小伙子，实习时在车间调试设备，企业直接开价月薪过万，比坐办公室的白领还要高。他说：“我爷爷是老工人，总说有手艺饿不着，现在我信了。”
天津职业教育有个鲜明特点：传承与创新并重。我们既有自大沽船坞延续下来的工匠精神，又紧跟国家产业升级的需求，像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些新兴产业，不少职业院校都开设了对应专业。现在的年轻人很务实，他们看到国家政策对职业教育的支持，看到高级技工享受人才补贴，自然就明白了“一技在手，终身受益”的道理。不少“90后”“00后”也在用实力证明：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技术工人的职业前景越来越广阔了。
记者：在《鲁班出海》出版之后，您有哪些新的创作计划？
狄青：这两年我一直揣着个念想，就是写一部天津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专写当下的企业，还有那些新工人群体——他们手里攥着新技艺，身上带着时代的精气神，这是之前很多天津工业题材的作品里相对不太多见的。我平时工作比较忙，正经坐下来写长篇的时间少，倒是零零碎碎写了不少随笔、杂文。可这部长篇不一样，它在我脑子里盘桓太久了，哪怕写得慢，哪怕要在零碎时间里一点点抠，我也得把它完成。我知道写身边人、眼前事很难，更难的是要写出时代的筋骨。但我就是想试试，写出他们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写出天津工业现在的模样。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想写一段故事，更是想为这片土地的当下，留下点实在的文学印记。
（图片由狄青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