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无出其右，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地理环境恶劣，对沃野千里、地域辽阔且与之近邻的中国垂涎已久，而历次的侵华战争，掠夺的巨额财富更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野心。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日本利用这些巨额赔款加速了工业化及扩军备战的步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本出兵最多，在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中，日本攫取了巨大的份额；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发动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战败，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东北的权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内斗狠、对外却怯弱无能，其妥协退让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以上种种致使日本军国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少壮派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已不堪一击，并得出了三个月打败中国的错误结论。然而战端一开，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战略自信、富含辩证思维的战术、坚忍顽强的抵抗意志、以天下道义凝聚人心的大统战智慧，令世界为之赞叹。在这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洗自1840年以来历次外敌入侵战争都以战败割地赔款收场之耻辱，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实现了从屈辱到崛起的伟大历史转折。
高度的战略自信
是战胜日寇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战略，二是军事上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两者相得益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抗战一爆发，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全面抗战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远见卓识。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重要论断。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便放手发动群众。在华北，八路军派出了工作团，各地“战地动员委员会”纷纷建立，在县、区（乡）、村掀起了动员热潮，随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将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全面铺开，农村的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也大力发展起来。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化工作异常活跃，各地创办的抗日爱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鼓舞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的精神食粮；以戏剧、歌曲、诗画为主的文艺动员形式异军突起，将抗日救亡的火焰传遍四方。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中国大地上，到处燃烧着抗日的烽火。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十分柔弱的，然而一旦成势，则形成排山倒海之势。组织动员起来的千百万群众，最终将日本军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陷敌于灭顶之灾。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一文并公开发表演讲，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国必须、也能够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论持久战》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广大民众；就道义而言，日本的侵略是野蛮的、退步的，失道寡助，而中国反侵略是进步的、正义的，得道多助。
《论持久战》显示出非凡的战略预见能力，一经发表，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高级将领都开始研读，领会其精神要义。朱德在抗战前线读后，当即给八路军115师344旅连以上干部开会，讲解了《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并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代表了共产党的正确军事路线”；陈云读后，表示对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心悦诚服；王震读后感慨地说：“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备受鼓舞。”在国民党军队里，《论持久战》也对一些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傅作义、卫立煌等将领，不仅自己读，还让部下学习；冯玉祥将军得到这本书，立即自费印了3000册，分送国民党要人；白崇禧读后深以为然，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英明论断。装备精良、单兵素质好的日本军队，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中都打得十分凶悍，然而经过中国军民的逐次抵抗和不断袭扰，日军受到很大的消耗，特别是经过双方投入兵力近100万的武汉会战后，日军的短板很快显露出来——战线过长、兵力缺乏、资源有限、补给困难，因而战争旋即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只得将兵力收缩在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关键据点等，这就为中国军民分割包围、围点打援、不断袭扰提供了很多机会，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逐渐显现。
富含辩证法智慧的战术
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所谓战术是指导和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是对敌斗争的局部和具体方法。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术原则，是十分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克制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的主要抓手。
为什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因为八路军的主要对手是装备精良、单兵作战能力很强的日军，与其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还没有打大仗、打歼灭战及伏击战的本钱，小规模的山地游击战才是首选。毛泽东强调对日作战先开展人数少、规模小的游击战，譬如可以“化整为零”的麻雀战，要散得开，收得拢，集中以消灭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
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必须牢记“独立自主”四个字。蒋介石等国民党顽固派虽说表面上应承了国共合作，但也要防止他们将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割”使用，然后慢慢融化、消化。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方能掌握主动，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抗击日寇。这一战术原则为什么在“游击战”前加“山地”二字？日军拥有机械化部队，在山地展开游击战，日军的装备就难展其威。当然，事物是发展变化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当抗日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将山地游击战不断向平原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延伸，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则是当敌人露出明显的破绽时，抓住机会在运动和奔袭中歼灭敌人。
毛泽东十分善于用辩证的方法解决事物的矛盾、用辩证思维找到对敌之策。毛泽东命令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开赴山西。因为山西既是陕甘宁边区前往华北的主要枢纽，又是拱卫边区阻敌西进的重要屏障，山西境内的崇山峻岭，是八路军进行山地游击战的好地方。按照上述战术原则，八路军和新四军充分开展山地游击战与敌周旋，不断牵制和消耗敌人。同时在有利的条件下，将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予敌重大杀伤。1938年6月至10月间，八路军主力乘敌大举进攻武汉而后方兵力空虚之机，向河北、山东平原之敌大举进兵。这年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交战1600多次，共歼敌5.4万余人，虽然平均每次约歼敌33人，却也生动地证明了“积少成多”的辩证法，充分显示了游击战这一法宝的巨大威力。
这年年底，八路军由抗战刚爆发时的4.5万人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这充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克敌制胜、壮大自己的有效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令敌人亦为之心服口服。当时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
中华民族的坚忍和血性
举世罕有
中日国力的巨大差距（1937年，工业总产值日本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日本是中国的145倍，石油产量日本是中国的129倍）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异常艰苦的，日军机械化装备包括强大的空中力量，日本陆军时人称其“训练之精举世罕有其匹”，这些给中国军民造成极大的杀伤和压力。然而，中国军民在这场生死决战中，并没有被强大的敌人吓倒，而是以世所罕有的坚忍精神和民族血性，抗击着外来强敌。
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最高当局战略指挥的失策，接连丧师失地，但一些爱国官兵亦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李宗仁将军率领第五战区广大官兵，在装备十分粗劣及严重缺少重武器的情形下，一些士兵不得不将手榴弹捆绑在身体上与敌坦克同归于尽，广大官兵以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长城，最终取得了光荣的台儿庄大捷，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胜，极大地提振了民族的抗战精神；薛岳将军率领第九战区广大官兵守卫长沙，一改以前层层设防、逐次抵抗的传统打法，将防区内敌可资利用的铁路、公路等进行破坏，使敌重型武器不能跟进，集中优势兵力将进入预设区域之敌围歼。其中第三次长沙会战歼敌5.6万人，令世界为之瞩目。此外，衡阳保卫战、石牌保卫战、湘西会战等，中国军人所表现出的坚忍和血性，足可永载青史。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承受着超乎寻常的苦难与困境。1938年，武汉会战后中日进入战略相持，日军将军事进攻的重心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上，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这一阶段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坚持全面抗战，同时还要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在身后暗算。
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还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用，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
从1941年起，日军在其占领区强化所谓的“治安建设”，加强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建设，附之基层保甲制度，形成比较严密的日伪法西斯统治，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从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日军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其所用兵力之多、手段之残忍，世所罕见。到1942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由50万减为约40万人。
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没有退缩，而是奋起迎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坚持自力更生，以大生产运动克服物质上的困境，以斗争促联合的策略，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同时，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日军的野蛮“扫荡”。各部队加强敌情侦察，准确掌握敌人动向，当获悉日伪军出兵“扫荡”时，迅速组织广大群众空室清野，安全转移人员和财物，使敌人找不到食物，得不到消息来源；广大军民还大量制造和储备手榴弹、地雷等战斗武器，开展行之有效的游击战、地道战和地雷战，以分散对集中之敌，以集中对分散之敌，给敌人造成极大的困扰和杀伤。在异常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反“扫荡”中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仅在19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作战两万余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敌后军民的英勇抗战使日军妄图通过“清剿”和“扫荡”将抗日根据地一锅端的图谋付之东流。
以天下道义凝聚世道人心
彰显大统战格局
中华民族是十分崇尚道义的民族，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齐，泰山移”，深刻地阐释了世道人心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充分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日寇，中华民族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还毅然作出了放弃没收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举措，并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尽快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七七事变次日，中国共产党再次强烈呼吁，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外敌入侵。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推动下，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性，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标志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并发展起来。
抗日战争中，不分党派、民族和阶级，海内外中华儿女以不同方式投身抗战，中华民族拧成一股绳，筑成了全民族抗战的钢铁长城，成为不可战胜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事件像抗日战争这样，把整个中华民族如此广泛地团结起来，形成举国一致的反侵略局面，筑造起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
在积极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不遗余力地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接待了十几位西方记者，通过他们使美、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及主张，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对争取他们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大会提出要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进程旋即加快。为此，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研究并争取在军事上加强与英美同盟军合作。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领衔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延伸，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统战智慧和格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其结果是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孤立。白求恩、柯棣华、拉贝、辛德贝格、林迈可等各行各业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无私地支援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苏联先后派出3000余名军事顾问、军工专家和2000余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支援抗战；美国组建了空军飞虎队援华抗日。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始终牵制着大部分的日本陆军，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北进”“南进”的计划，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的转折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分别为《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原执行主编、编审，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