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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刻画是当下女性自我意识的折射，也隐喻着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态度。伴随社会对女性议题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讨，近期中国电影呈现出突出女性角色、强化女性叙事、关照女性经验的特点。大银幕上职业女性的坚强、智慧、乐观等美好品质和职业素养，是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动写照，她们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当之无愧的女主角。
■ 韩旭
电影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映射与凝练，既有升华也有批判。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刻画是当下女性自我意识的折射，也隐喻着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态度。
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每一位妇女都是主角。近年来，伴随社会对女性议题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讨，中国电影的主题也呈现出突出女性角色、强化女性叙事、关照女性经验的特点。由此诞生了众多身份多元、性格各异、形象饱满的女性角色，为大银幕上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有效路径。
从“贤妻良母”到多元形象：职业女性形象的时代性
与社会发展同步，近年众多热门国产电影逐渐走出以“妻子”“女儿”“姐妹”为主的伦理身份表达，构建起一个富有理性和主体性的女性叙事空间，塑造了许多现代职业女性形象，突破了“贤妻良母”的传统框架。比如，《志愿军：雄兵出击》以新中国首批同声传译工作者为原型，塑造了女性角色唐笙。作为联合国同声传译员，她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卓越专业、家国担当、自信从容的昂扬风采，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在国家建设和职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攀登者》中的女性角色徐缨是一位气象学家。作为登山队中唯一的科学家，她在患上严重的肺气肿的情况下顽强地战斗在第一线，成功测出“窗口期”，为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峰创造了条件。电影将登山队中唯一一位科学家形象设计为女性，并生动地呈现了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与果敢的战略决断，反映出当前女性在科研领域撑起“半边天”的时代特征与风貌，展现出职业女性在自身领域内所具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电影中女性角色的职业逐渐多元化，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无法在工作岗位上自立自强，只能在家庭中扮演“贤妻”与“良母”的角色。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新中国新时代，女性得以登上职场舞台，在各行各业中发光发热。旧时代饱受弱化与窄化的“贤”与“良”，转变为了对新时代女性智慧与作为的褒奖和赞美。
从“母职神话”到价值跃迁：职业女性形象的复合性
母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母性”和“新母性”到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中的“英雄母亲”，母亲一直是中国电影中女性角色的重要身份。母亲身份由女性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组成——“母爱”和“母职”。前者包含了母亲特有的无私和奉献，后者则更多地隐含着履职所需消耗的大量体力与精力。“母职神话”赋予了母职本能性、牺牲性，将母亲角色理想化、标准化。
但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中，女性的身份塑造已不再局限于对“母职”的过度神化，而是更加强调女性在家庭、职场甚至更多领域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其职业形象表现出创新的复合性表征。
《万里归途》中重要的女性角色白婳，是撤侨地华兴公司驻努米亚分公司总经理。在战乱爆发时，面对丈夫去世的打击，她不仅能够强忍悲痛沉着冷静地带领同胞撤离危险区域，也会悉心安抚养女的情绪。《再见，李可乐》塑造的母亲角色潘雁秋，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承担了养家的经济责任和陪伴女儿的家庭责任，实现物质支撑和精神陪伴的价值叠加。上述电影形象展现出兼具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复合性职业女性形象，凸显了女性形象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职业女性形象的复合性为女性角色贡献了多重的角色弧光，推动女性形象向更加全面、更具深度转变。这有助于打破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令母亲形象和身份成为女性价值的组成部分，而非唯一性和决定性的评判标准。
从“苦情叙事”到自我突破：职业女性形象的成长性
苦情叙事通过放大女性传统的性别身份与母职困境，弱化女性所具备的社会身份与叙事功能，构建女性在家庭伦理中的苦情形象。这类叙事风格令女性形象呈现出客体化、边缘化、苦难化的特征，限制了女性形象的成长性。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个人困境的关注提升，一些电影将传统的苦情叙事个体化，更注重个体的苦难表达。女性角色因其天然的伦理身份处于无休止的家庭矛盾和代际冲突中，此类电影大多以悲剧结局，加深了女性形象的苦难化。
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的主旨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中国女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活力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全过程，奋战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第一线，拼搏于科技创新和数字转型最前沿，书写着昂扬奋进的巾帼华章。当下，许多电影不再着重于描写女性角色的伦理身份，转而呈现女性奋斗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对女性角色自我突破的推动，塑造崭新的职业女性形象。
《水饺皇后》中的臧健和的人物设定是一位带着两个女儿在香港漂泊的落魄母亲。但电影对她的人物塑造并未过多沉浸在丈夫背弃、孤儿寡母的苦情叙事中，而是主要演绎其白手起家打拼“水饺王国”的故事，展现臧建和在多重磨难中自我突破，最终成为一名优秀女性企业家的成长过程。《第二十条》中的女检察官吕玲玲为人正直，在办案的过程中坚持正义，屡屡碰壁却不屈不挠，最终让正义得以伸张，也获得了自我成长。《红海行动》中武力值爆表的蛟龙突击队女队员佟莉，在执行任务时从不畏惧艰苦和危险，始终冲锋在前，在无数次惊险的战斗中逐渐完成了个人成长。这种“奋斗叙事”正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电影女性叙事的范式创新。
女性形象的主体性建构：职场正是实践场
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始于1905年的《定军山》，至今已走过120年的光影历程，记录了中国从旧时代到新中国，如今又迈向新时期的发展。旧时代的女性虽无法走上工作岗位，但依然具备天然的、本能的职业属性，她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相应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进入新时期，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从传统的母亲和妻子形象转变为多样化的巾帼奋斗者形象，实现了从依附者到“半边天”的成长。在新征程上，中国电影更加生动真实地刻画了新时代职业女性形象的时代性、复合性和成长性，推动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在家庭、社会和职场等多重场域实现主体性建构，传递了女性自立自强的文化价值观，承担起电影作品阐释和弘扬性别平等观念的社会责任。
中国电影对职业女性形象的创新性塑造，为未来更多关注职业女性的电影创作提供了积极的理论镜鉴和实践参考。大银幕上职业女性的坚强、智慧、乐观等美好品质和职业素养，是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动写照，她们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当之无愧的女主角。
（作者为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中华女子学院校级青年创新课题“主旋律影视剧的女性叙事对性别平等的价值建构与影响研究”（2024QN-03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