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 博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剧烈波动，正通过多重路径向实体经济深度传导，对不同类型经济体形成差异化冲击。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宗商品市场主要通过成本传导、贸易收支、金融条件、通胀预期等路径作用于全球经济。
武泽伟分析，上游原料价格变动顺着产业链向下传导，抬升制造业生产、物流运输的整体成本，逐步向终端消费环节渗透。贸易条件发生变动，直接改变不同经济体的进出口收支状况，带来国民收入的跨国重新分配。价格大幅震荡还会扰动通胀走势，迫使各地货币政策被动调整，带动融资条件出现松紧切换。同时，市场预期快速摇摆，会压制企业长期资本开支意愿，居民实际购买力也会受到侵蚀。多重渠道相互叠加，使得单一品类的价格冲击逐步扩散为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层面影响。
在大宗商品行情剧烈震荡的环境下，资源出口国与资源进口国的经济运行呈现明显分化。武泽伟表示，资源出口国能够借助贸易条件改善，获得外贸收入、财政税收层面的正向增益，外汇储备得到补充，经济增长获得额外支撑，但也会面临收入大幅波动的考验，容易放大财政与投资的顺周期行为。资源进口国则承受输入性成本压力，贸易逆差有所扩大，国内通胀水平抬升，制造业盈利空间被压缩，需要在抑制通胀与稳定增长之间进行权衡，政策操作难度显著加大。两类经济体经济景气的反向变化，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增长差距。
多数资源进口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本轮大宗商品剧烈波动中承受着额外压力。武泽伟表示，多数新兴经济体物资储备缓冲空间有限，能源、粮食进口占比偏高，输入性通胀会直接冲击民生消费；贸易收支容易快速恶化，外汇储备持续消耗，本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外部融资成本同步走高，还会加重政府与企业的外债偿还负担。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回旋空间相对有限。武泽伟认为，这些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难以同时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汇率安全；内部产业结构相对单薄，缺少成熟产业对冲外部冲击，价格波动会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下行压力，部分脆弱经济体还会面临粮食安全、债务风险同步抬头的现实挑战。
面对大宗商品持续高波动，各国纷纷运用政策工具加以应对。武泽伟指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正在推动更多国家运用出口管制、进口替代、战略储备等干预工具，这些行为也会提升市场对外部冲击的敏感程度。各国出于供应链安全考量，强化本土供给建设，搭建物资储备调节机制，部分资源输出国出台贸易管控举措维护自身利益。“此类政策虽能在短期内缓冲本国受到的外部冲击，但中长期会对全球商品流通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相关政策会压缩全球商品流通的弹性空间，全球供给渠道趋于碎片化，库存缓冲水平整体下降，一旦出现地缘、气候等突发扰动，供需缺口很难快速填补。政策干预带来的预期变化，还会放大交易层面的情绪波动，让价格更容易出现急涨急跌。”
从长期维度看，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高波动会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形成拖累。武泽伟表示，价格频繁大幅摇摆，会提升企业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抑制跨周期的长期投资意愿，不利于产能建设与技术迭代；反复输入的通胀扰动会干扰宏观环境稳定性，迫使政策持续应对物价压力，难以持续释放增长活力；高波动还会加剧全球收入分配失衡，部分经济体长期受成本冲击，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受到阻碍。
当然，价格波动并非只有负面影响。武泽伟提到，潜在增速不会出现单向下行，资源信号的剧烈变化也会倒逼节能替代技术加速演进。综合来看，持续的市场震荡整体会压低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天花板。对于各国而言，如何在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同时维护全球商品流通体系的弹性，通过国际协作降低大宗商品过度波动带来的冲击，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