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服务贸易合规挑战提供人才支撑

□ 本报记者 孟 妮

当前，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近年来，中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

然而，随着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不断强化人工智能与数据监管立法，中国服务贸易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日益严峻的法律合规挑战，传统的商法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教授胡勇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一届现代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人才培养论坛上，围绕《服务贸易合规困境与商法人才培养——基于欧盟AI与数据监管框架》这一主题进行了分享。

近年来，欧盟构建了全球最为严密的数字监管法律体系，形成了以五部核心法规为支柱的监管框架，包括《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欧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数据法案》（Data Act）、《数字服务法》（DSA）以及《数字市场法》（DMA）。

在上述监管体系下，欧盟依据GDPR对多家跨国数字企业开出巨额罚单，国际服务贸易合规风险已成为现实挑战。例如，2023年的Meta Platforms Ireland案、2024年的Uber Netherlands案，以及从2023年至今的OpenAI/ChatGPT调查等。

“这些案例都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了全方位影响，即跨境数据传输及数据本地化要求、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跨境部署与治理、云计算及国际业务外包模式、平台经济和数字平台运营、跨境数字服务、非欧盟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合规成本显著增加。”胡勇说。

在胡勇看来，当前，中国服务贸易企业面临五大新型合规风险：一是跨境数据流动风险。数据存储进出欧盟需遵循标准合同条款并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合规成本显著上升。二是AI治理风险。AI在客服、招聘、营销、信用评价等场景的应用面临严格审查。三是合同风险。供应链数据归属、知识产权、AI责任、网络安全等条款需重新审视。四是平台监管风险。云服务、消费者监督、平台治理等方面需满足DSA和DMA要求。五是企业治理风险。法务与高管角色混同，缺乏专职合规团队。

“欧盟AI与数据监管框架已对中国服务贸易企业出海构成系统性合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亟须加快中国商法人才培养改革，构建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新型能力模型和课程体系，培养兼具法律素养、技术理解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是提升中国服务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支撑。”胡勇说。

胡勇认为，面对国际监管环境变化与产业需求升级，中国商法人才培养亟须构建新的能力模型，可聚焦五个能力维度：一是法律基础能力，掌握国际商法、国际数字贸易法、平台治理等核心法律知识；二是数字技术理解能力，具备对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基本认知；三是数据治理能力，熟悉GDPR、跨境数据传输规则、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等；四是企业合规管理能力，能够设计和执行企业合规管理体系；五是国际战略能力，具备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培养体系需进行系统性变革，构建新型商法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开设国际数字贸易法、人工智能法、数据治理、平台治理、网络安全法、国际合规管理、数字商业法律等新课程，以适应数字时代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