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欧盟与非洲国家的清洁能源合作正面临三重现实困境，即政策节奏与非洲发展现状错位、合作意图遭遇非洲国家信任危机、承诺落实动力不足且外部竞争加剧。
欧盟激进转型方案与非洲“发展优先”现实冲突
欧盟为非洲制定的能源转型政策与非洲国家的发展现状并不完全匹配。非洲国家对待清洁能源转型的态度更务实——发展经济居于优先位置，而非应对气候变化。因此，非洲更关注能源稳定供应、工业化推进和创造就业岗位，采取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并行的策略更契合非洲国情。
然而，欧盟的能源转型方案过于激进，与非洲发展意愿形成反差。一方面，以欧盟成员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切断传统能源外部投资、施压非洲叫停既有或规划中的化石燃料项目，阻碍非洲国家开发油气资源，而这正与非洲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目标背道而驰。2019年，欧洲投资银行宣布，2021年前停止化石燃料项目融资，随后欧洲其他发展机构和世界银行纷纷跟进。非洲国家则敦促欧佩克成员国及其盟友采取行动，解除对化石燃料融资的禁令，捍卫自身油气开发权利。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领导人更是直接指出，欧洲议会谴责东非原油管道建设的决议侵犯了其主权。
另一方面，欧盟推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市场准入压力倒逼非洲加速能源转型，对非洲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据预测，若该机制覆盖所有进口产品，非洲对欧盟出口总额将下降5.72%，其中铝和钢铁出口将分别减少13.9%和8.2%，非洲GDP将下滑1.12%。非洲认为其并非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责任者，如今却被阻止开发化石燃料，这有失公允。欧盟对非洲的清洁能源政策与非洲发展现状之间的错位，折射出“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在气候治理议题上的长期分歧。
非洲自主性增强，欧盟合作意图遭到质疑
虽然欧盟21世纪以来多次宣称与非洲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但双方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是合作中难以回避的现实。这一问题同样渗透到清洁能源领域，欧盟与非洲的绿氢合作常被视为将非洲当作“试验田”。反对者认为，绿氢项目不仅消耗大量水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且本质上是为欧盟绿氢战略服务。
2025年3月，非洲与欧洲多个民间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明确反对“南方氢能走廊”项目，认为这是迫使非洲为出口导向型项目承担主权债务，加剧了资源掠夺。以突尼斯为例，该国74%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可再生能源仅占全国能源结构的5%，出口型氢能项目非但无益于改善现状，反而会延缓国内能源转型进程。
资金缺口与外部竞争双重夹击
近年来，受内部经济压力、右翼势力抬头及外部局势变化影响，欧盟逐步减少了对非洲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实际投入。因此，虽然“全球门户”倡议仍在高调推进，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与此前承诺的1500亿欧元投资目标相去甚远。
此外，海湾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布局各具优势，与欧盟形成竞争。海湾国家以直接的清洁能源项目投资为主要合作手段，有别于传统的主权贷款模式，有助于减轻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2010年以来，阿联酋与沙特已向非洲作出超过175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相比之下，欧盟投资以贷款为主，且带有复杂的治理与环境附加条件，不仅延缓了审批流程，还可能加重非洲债务风险。我国则以成本优势明显的清洁能源产品供应非洲市场，有效降低了非洲大规模部署清洁能源的技术门槛与资金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