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恩泽（右）指导张晓昕修改《工业催化剂的研制与开发》书稿。
闵恩泽院士手迹。
张晓昕 口述 陈子佩 整理
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这是别人介绍闵恩泽院士时常常提起的头衔。但我想起先生时，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从来不是这些。
想到他，我常常想起那句轻轻的责怪。
那是一个下午，北京电视台的演播厅里灯光很亮，先生录完节目走下来，看见我坐在观众席上，便向我走来。
他站定，看着我，声音不高，说：“上午我在办公室等了一上午，小伙子，做人要讲信用。”
他说完就走了。周围是散场的嘈杂，人声和椅子的响动混在一起，我坐在那里，脸上烧得厉害。那是我跟随先生20年里，他对我说的最重的一句话。
后来我无数次想起这个下午，想起他说“等了一上午”时平静的语气。他不是生气，他是真的在等。他答应了一个年轻人上午会看他的论文，就把那个上午留出来了。先生的字典里，没有“顺口一说”这四个字。
想到他，我常常想起那个有他字迹的信封。
1996年我写信给他，想报考博士研究生。那时候网络还没普及，我从书本上看到他的名字，就冒昧地寄了一封信去。几天后回信来了，是他特有的笔迹。我又去信问考试的具体事宜，几天后又收到回信，详细写着考试形式、参考书目。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先生有多忙，才明白那两封回信的分量。但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写信来，他就认真地回了。他这一生都是这样的，认真对待每一封信、每一个人、每一件小事。
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编导后来写过一段话：第一次见面，先生问她，你们的节目需要什么内容？怎么做？问完就拿起笔准备记笔记。她给先生介绍节目的形态，先生像一名小学生一样头也不抬地记要点。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面对一个采访请求，态度谦卑得像个学生。
但这就是闵先生。他一生都在做学生，也在做老师。
1955年，先生从美国回来了。他在那边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开轿车、住洋房，过着优渥的生活。但他回来了，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国家让他做炼油催化剂，而他原本的专业是化学工程，对催化剂几乎一无所知。他没有犹豫，像个学生一样从零学起，他说，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学什么。
他做老师的时候，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跛足而不迷路的人，胜过健步如飞而误入歧途的人。所以每届学生进入实验室的头三个月，他几乎天天都去，要看着我们“走上正途”，才肯放心。
想到他，我常常想起那扇小窗的灯光。
1958年，铂重整催化剂中试完成，先生的家就在离实验室活性评价装置不远的2号楼上。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正好能看见实验室的那扇小窗。
从此，那扇小窗的灯光成了全家人的晴雨表。灯亮着，说明一切正常，他便安心入睡；灯熄了，说明催化剂出了问题，他便彻夜辗转，天一亮就往实验室赶。女儿对他说：“你想法比较简单，一天到晚就在想你那个催化剂的事。”或许还是女儿最懂爸爸。
那扇小窗，连着家与实验室，也连着他的一生。
20世纪60年代，苏联切断催化剂供应，国家航空汽油生产陷入绝境。先生受命赶赴兰州，高强度的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肺癌袭来，他摘除了部分肺叶和一根肋骨。此后，前列腺癌、胆囊炎、胰腺炎、高血压接连找上门来，但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又转身挺进了生物质能源的全新领域。
50多年过去，他对我说，当年从美国回来是正确的选择，将一生与国家建设、人民需求相融，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想到他，我常常想起那张他的名字排在第二的国家奖证书。
1998年，先生74岁了。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该得的荣誉也得了，可以停下来歇一歇了，但先生没有。那一年，他又一次当起了学生，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己内酰胺。
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了70年，我国自给率不足5%。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带着自己的学生宗保宁组建起研发团队，一头扎了进去。
技术研发难度有多大？他后来说，简直是“又一次趴在老虎背上”。几年后，中国石化己内酰胺绿色生产成套新技术终于形成，我国从完全依赖进口一跃成为第一生产大国。
2005年，师徒二人共同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奖证书上，宗保宁是第一完成人，先生是第二。
先生总是这样，把学生推到前面，自己甘居其后。
2008年，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奖金中的个人部分连同毕生积蓄一并捐出，设立了“闵恩泽科技原始创新奖”；又与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石化联合设立了“闵恩泽能源化工奖”，鼓励青年一代投身能源化工研究。
先生这一生，不光自己往前跑，还总给后来的人铺一条路。
想到他，我常常想起那些被他影响的人。
2016年3月7日，先生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可他的思想还在，他影响过的人还在，分散在各处，做着不同的事：宗保宁和我带着团队继续在己内酰胺、双氧水、环氧氯丙烷的战场上攻关，一起把先生创建的石油化工分子转化与反应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做好；慕旭宏埋头于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在己内酰胺加氢精制中的应用研究；孙斌三十年如一日，深耕己内酰胺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更年轻的一代也在往前走，乔志作为负责人，承担了中国石化“高端聚酰胺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示范”重大专项子课题。老中青三代携手，从己内酰胺出发，向着抗菌共聚酰胺、生物基弹性体等高端材料迈进。
一代一代，像接力一样，没有断过。
想起先生的时候，我会去看看他们，聊聊他们的进展，偶尔试图透过他们再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先生走后，石科院把他生前的办公室改建成了纪念室，42平方米，不大。先生座椅上的靠垫、办公桌上的文件夹和笔筒，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后来，这里成为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中国石化红色教育基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戴着红领巾的少年，有刚刚踏入科研领域的年轻人，有干了一辈子的专家学者……先生还在影响着更多的人。
有时候，我也会去先生的办公室里站一站，想起很多事情：想起他怎样在实验台前俯身看数据，想起他怎样认真地回复一个陌生年轻人的信，想起那扇小窗里的灯光，想起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做人要讲信用。先生用一辈子兑现了对国家的信用，对科学的信用，对每一个学生的信用。而我们这些受过他教诲的人，能做的，就是把这信用继续兑现下去。
那扇小窗的灯光，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作者来自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