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刚
不久前，与同事商讨关于“行走在北京中轴线”的策划，猛然想到刘心武先生。40年前，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在《当代》杂志首发，1985年又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由此延展，刘心武或与中轴线别有渊源。于是，采访刘心武成为这个选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刘心武是专业作家，我与其素不相识，虽然读过他的体育题材报告文学《5·19长镜头》，以及《钟鼓楼》《风过耳》等作品，但作为一名体育记者，我同他相隔较远，属于“跨界跨项”，找到并采访，不容易。万般无奈，只得再次采用老套路，求助114查号台。
通过查询，我获知了中国作协的电话，联系后，对方告之，刘心武是中国作协会员，具体联络方式需询问会员处。当即拨打，电话无人接听……过了一天，再打，依然如故。
一条道跑到黑固显执着，可结果未必如愿。绞尽脑汁后，想起刘心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职，抱着“病急乱投医”的想法，又通过114查到该社电话，不由分说便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操着浓重西北口音的人，我表明意图，对方说，他只是值班室的门卫，如果找人要问人事部门，并给了我一个新的电话号码。继续电话操作，对方非常热情，但表示，刘心武已不是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人员，该部门没有其联络方式，并建议问问当代文学编辑室或现代文学编辑室，看能否找到他。按图索骥继续“寻找”，可电话仍旧没人接。
眼看采访要泡汤，就在此刻，一位相识的作家的名字瞬间在脑海中闪现。当即联系，他给了我一个既惊喜又忐忑的答案：刘心武的联络方式他有，但基本不接听陌生来电。作家建议我联系他的助理焦先生，并告知电话号码。
拨通焦先生的电话，他非常客气地说，刘心武不在北京，如想采访，一要取得他的同意，二要等他回京后。虽然没有立刻获得意想的结果，但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约定了再次联系的时间。
数日后，再同焦先生通话，他说刘心武已答应，可采取电话采访的方式进行。
几经周折，我终于在一天后“寻找”到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