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评价我国“十四五”规划时期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您最感到振奋、最关注的是哪一方面？
刘英奎：“十四五”时期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加速推进、制度型开放全面突破、开放型经济量质齐升的五年，成就巨大，亮点纷呈。其中，最让人感到振奋和自豪的是，在世界经济低迷、逆全球化抬头、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我国仍保持了极强的战略定力，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加快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稳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开放枢纽大国的地位全面巩固，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贡献国和拉动全球经济复苏最强劲的力量。
胡麒牧：首先，需将“十四五”时期的对外开放成就置于同期外部环境的大背景下分析。“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两大不利因素：一是世纪罕见的新冠疫情，全球产业链因此停摆；二是中美大国博弈、贸易摩擦加剧，各类风险持续上升。在克服这两大不利影响的基础上，我国持续扩大并深化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实属不易。
从规模来看，我国稳居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与第二名的规模差距显著，这背后是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从结构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从最初高度依赖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向东南亚、拉美、非洲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均衡发展。同时，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产品出口领域逐步延伸至服务领域，大力拓展标准、制度层面的制度型开放，如华为5G专利相关的服务标准输出。这类开放的复杂程度和实施难度更高，也体现出我国将对外开放提升至新高度，持续向高难度、高价值领域深化拓展。
从模式来看，我国对外开放实现升级创新，从最初单一的出口导向模式、长期贸易顺差，转向主动追求贸易平衡，既推动高质量“引进来”，也在新兴领域扩大出口，尤其依托数字化模式深化开放，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的数字贸易、数据要素开放等。对外开放始终瞄准产业前沿、发展热点、高附加值领域及产业演化方向，在新模式上持续探索。
我最关注是新兴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新兴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体现出我国的发展底气：近年来，我国在中高端产业、全球技术前沿领域大力拓展对外开放，说明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已显著增强，不再畏惧国门打开后的外部冲击，反而希望通过引入竞争，依托市场机制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新兴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涉及跨国的体制、规制、制度、标准对接，以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工作，实施难度大，但一旦推进落地，能为我国对外开放带来可观的新增量，包括市场增量和产业增长增量，因此新兴产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值得重点关注。
刘春生：我最关注的是制度型开放从试点走向全面落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对接，营商环境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稳外资稳外贸提供了长期支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等部署最令人印象深刻，释放出持续扩大开放、稳定外资预期的强烈信号。
“十五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将向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迈进，重点在规则对接、服务业开放、吸引外资新优势上发力。外资在华将迎来更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机遇持续增多，长期在华发展、扩大再投资的条件更加有利。
2.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扩大对外开放的内容中哪一点您感受最深刻？“十五五”开局之年，您如何理解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有关2026年对外开放工作的安排？
刘英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对外开放的阐述内容丰富，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是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内涵不仅包括要进一步压缩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还包括要积极推动加入DEPA与CPTPP进程，将我国对外开放从商品要素开放阶段推向主动与高标准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新时期。制度型开放意义重大，对内有利于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有利于稳定外资预期、促进外资长期深耕中国；对外有利于为中企出海降低制度性成本、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加快形成内外贸一体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蓝庆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对外开放的内容，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报告中提到“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以及“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意味着我国正在实质性地触碰一些过去开放度相对有限的领域。这种从“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深化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愿意在更核心的领域与全球分享市场机遇。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对外开放安排，我的理解是“稳”与“进”的平衡。一方面通过压减负面清单、推进加入CPTPP和DEPA进程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体现了“进”的定力；另一方面通过信贷支持、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等措施，为企业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稳”住阵脚提供支撑。可以说，2026年的开放安排，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制度型开放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胡麒牧：政府工作报告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有序扩大数字经济领域开放的相关表述。当前，多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限制数据要素流动，忽视了数据要素的市场价值释放，而我国将这一内容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有序扩大数字经济领域开放，体现出我国的发展魄力，也表明我国希望在产业前沿领域依托数字经济赋能，释放数据要素的更大价值。
对于2026年对外开放工作的安排，我有三点理解：
第一，对美经贸应对更趋自信、自如。我国贸易格局持续优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深化，应对美国单边制裁的能力不断提升。美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反而给自身经济增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和波动，后续其出台关税、封锁等政策的边际效应将大幅下降，甚至难以引发市场波动。同时，我国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大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内需等战略举措，形成了对美国因素扰动的有效对冲。
第二，对外开放向新领域、新模式深度深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用较大篇幅、详实的内容部署投资领域、金融领域、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举措，同时聚焦电商新模式、数据要素新领域的开放，这些领域此前并非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如今不仅明确方向，还提出需出台落实的专项行动。这一变化体现出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也彰显了我国在新领域、新模式开放中的底气。
第三，产业链国际化布局向更高质量、更低风险升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布局，此前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多是自主自发依托市场机制推进，易受地缘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影响，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政府的引导，能够提前帮助企业规避风险、优化布局，推动我国以更高级的形式、更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新一轮国际化布局。
杨成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置于突出位置，其中制度型开放是“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的主线。这一部署精准契合全球开放趋势与中国发展需求，即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建设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安排，从“要素流动”向“规则联通”升级，为“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定向定调。
3.您如何展望“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
刘英奎：“十五五”时期对于我国吸引外资而言，仍有若干重大机遇。
一是超大规模市场机遇。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让外资企业无法忽视，而且这一优势今后不仅不会削弱，反而随着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消费升级，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还将进一步扩大。试问，有几个明智的外资企业会放弃如此蒸蒸日上的巨型市场？
二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带来产业升级机遇。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迸发，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迅猛增长，成为吸引外资新赛道。而且，我国鼓励外资股权投资、境内再投资、参与国企混改、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数字经济，设立外资研发中心、参与技术攻关等政策日益完善，外资也将加大投资力度分享中国科技创新红利，让中国从跨国公司“生产基地”转变为“创新应用场”。
三是制度型开放不断提供市场开放红利机遇。未来，我国仍将持续缩减负面清单，全面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逐步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规则，推进数据安全便利跨境流动，逐步扩大电信、医疗、金融等服务领域开放，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提供新空间。
四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机遇。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公平竞争、政府采购、标准制定等制度，对内外资一视同仁，法治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让外商投资中国更放心、更顺心、更舒心。
蓝庆新：展望“十五五”时期的对外开放，我认为其核心逻辑将从“市场换投资”全面转向“制度促共赢”。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规则导向的开放阶段。
在这一时期，我认为外资在华的新机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
一是服务业开放将带来真正的“新赛道”。随着准入限制进一步缩减，外资在电信、医疗、养老、金融等领域的参与度将显著提升。过去外资更多是在制造业领域布局，“十五五”时期，服务领域的深耕会成为新的增长点，这些领域的市场空间和附加值都非常可观。
二是“外资境内再投资”催生存量升级。政策鼓励外资企业把赚到的利润留在国内，进行再投资和扩大本地化生产。这意味着，在中国扎根的外资企业将有机会从“在中国生产”转向“与中国共同研发、共同创新”，深度融入中国的产业链和创新链。
三是产业链协同的机遇。随着我国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跨境布局，外资企业不仅是中国的供应商，也可以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合作的桥梁，在更广阔的国际循环中找到新的定位。
胡麒牧：展望“十五五”时期的对外开放进程，结合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主要有两点看法。
第一，“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企业深化“走出去”的关键阶段，企业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将迈上新台阶。随着企业国际化布局的深化，产能、研发等环节已大量布局海外，不再局限于产品出口，这意味着海外将成为我国价值创造的重要阵地。此前我国经济增加值主要在国内创造，而未来参照先发国家经验，GNP的统计价值将逐步凸显，中国资本、中国企业、中国人才在海外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将大幅提升，这也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模式的重要变化。
第二，“十五五”时期数字贸易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增量，而这一发展需充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去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取得长足进步，算力、算法约束得到缓解，通过系统集成实现算力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高端芯片“卡脖子”带来的冲击。今年年初，人工智能体的落地应用已在部分领域进入商业化阶段，如智能体完成线下消费场景的操作，标志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赋能进入新阶段，实现了“虚拟世界照进现实”，具备调动线下资源的能力。
这一能力从C端消费场景向制造业移植后，将产生巨大价值：人工智能体可调动生产线、调节产能，统筹生产、销售、交付全流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量变积累，数字贸易领域有望涌现诸多新模式。在此背景下，市场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将在“十五五”时期迎来爆发式增长。抓住这一发展机遇，需要我国持续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相关机制、创新数字贸易模式、推动新技术落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