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 春
后人提及诗圣杜甫，往往容易想起成都和杜甫草堂，却鲜有人会关联到长沙和杜甫江阁。杜甫入蜀多年，在成都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为成都增色不少。而潇湘收纳了杜甫晚年的最后岁月，其湘中诗作大半作于长沙，包括那首被誉为绝句版《长恨歌》的“压卷七绝”——《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暮春时节，也是杜甫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清癯落寞的杜甫踽踽独行在长沙街头，却意外邂逅了曾经名重一时的宫廷乐工李龟年。没想到，“安史之乱”后，李龟年也流落江南。垂暮之年重逢故人，杜甫欣喜之余，更是百感交集。当晚，他便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
寥寥二十八字，描摹出一部大唐盛衰史。诗中的“江南”多被人误以为是吴越之地，实则指长江以南、江湘之间，是广义上的江南。
我曾为长沙感到惋惜，杜甫既然已经来过，也写出了千古名句，却未言明是在星城，未能如王勃之于滕王阁、崔颢之于黄鹤楼、辛弃疾之于郁孤台一样，为长沙增色添彩。转念一想，长沙自古就是历史文化名郡，它更早就接纳过流落湘楚的屈原和被贬于此的贾谊，单凭湘江西岸的岳麓书院也足够闻名四海，更不必细数天心阁、爱晚亭、橘子洲……这座城市，自有其底色与真气。
杜甫晚年漂泊湖湘，前后勾留长沙一年多。他在湘江边赁居了一间简陋的楼房，并为其取名“江阁”。“层阁凭雷殷，长空水面文。”他和家小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安宁，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斗转星移，斯人已渺。江阁遗迹，早已湮灭。但长沙人没有忘记一代诗圣杜甫。今天的湘江两岸，江堤几无建筑，上百年的香樟郁郁葱葱数十里，唯有湘江中路上一阁高耸，巍巍江干，独临风月，正是2005年重建的杜甫江阁。湘江辽阔，杜甫江阁壮观无比，勾连起岳麓山、橘子洲、天心阁，凌空搭起长沙城的一条横向文脉。
杜甫江阁为四层建筑，高18米，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曲线舒展，青黑色筒瓦，集唐代建筑的古朴、雄伟、厚重于一身。南北连廊为诗碑廊，刻杜甫湘中诗作59首，暗合诗圣59年人生岁月，并有杜甫其他名作，由著名书法家沈鹏、李铎、何满宗、刘立稳等书写。其中，我尤爱刘立稳挥毫的杜诗《白小》一幅，承书二王，兼收苏米笔意，工稳典雅。流连于这幅作品前，我仿佛于千古时空罅隙中，生出一丝重逢故人的欣喜来。
与别处的名楼显阁不同，杜甫江阁远眺是楼，近观却是阁。别具匠心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以正面示人，无正反主次之分，尽显其光明大度和平等开放。
如今，杜甫江阁已成为湘江风光带上极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每天慕名前来的游人络绎不绝。登楼远眺，橘子洲生机盎然，岳麓山峰峦叠翠。倚栏面街，高楼鳞次栉比，山水洲城姿容绰约。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夕阳下，杜甫江阁在湘江边熠熠闪光。纵观历史，许多文人墨客一经苦难，多遁情于老庄，内心归隐泉林。而杜甫从始至终，一儒到底，将人生苦难和家国盛衰谱成诗篇，在屐履所至之处，结成一串串艺术的珍珠。
寄居江阁之外，杜甫还寓船漂流湘江、耒水和汨罗江，行船数千里。他的潇湘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遗迹，仿若一条无形的文化运河，带来了湖湘文学与巴蜀文学、北方文学的碰撞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