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 子
中国，西北，贺兰山麓。一片荒滩之上，九座陵塔默然矗立，俯视着滔滔黄河与辽阔的银川平原。这就是西夏陵。
公元1038年，党项人李元昊开国称帝，建立西夏。公元1227年，蒙古铁骑横扫沙场，西夏灭亡。一个绵延189年，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的王朝，在二十四史里，居然没有一席之地。历史的沉默，让西夏恍兮惚兮。而西夏陵，成了人们眼中奇异的“不长草，不落鸟”的土堆。
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考古者首次走进这些“土堆”，捡回一些刻有神秘文字的残碑，终于发现蛛丝马迹。这些文字，被考证为西夏文字。而这些“土堆”，就是西夏帝王陵墓。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研究，西夏陵的面目渐渐清晰。
这些金字塔般的“土堆”，实则是陵台，亦可称陵塔。是的，这些硕大的土台，原本是密檐式夯土实心高塔。岁月侵蚀着塔刹、塔檐、塔枋，木构尽毁，只留下光秃秃的黄土夯筑的塔身。而“土堆”不长草的秘密，就在于它是夯筑的。夯土用黄土混合砾石夯筑而成，甚至加入了白石灰，千锤百击下，坚硬瓷实，加之北方雨水少，植物自然难有存活空间。
夯土在千年风沙的剥蚀下，刻满了岁月的沧桑，在夕阳残照里显得粗粝而苍凉。但在当年，陵区可是一片红墙碧瓦，恢宏而华美的景象。在西夏陵陵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些令人惊艳的建筑构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绿釉鸱吻。鸱吻，是中国古代建筑屋脊正脊两端的装饰物。这些鸱吻通身施光润的绿釉，龙头鱼尾，双目怒睁，张口吞脊，尾出两鳍，翻卷上翘，遍饰鳞纹，形象威猛生动。最大的一件，高1.52米，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最大的琉璃鸱吻，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宝。光是一个小小的构件，就有如此巨大的体量，其所在建筑之宏大，可以想见。而绿釉琉璃原料珍贵，烧制难度大，有着高昂的工艺成本，在当年就是高级的奢侈品。
之所以采用青绿琉璃，或许还有着更深的考量。青，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着木、春天、生机和生长。当年李元昊为了展现西夏的独立姿态，毅然摒弃了从唐宋中原王朝所赐的李姓和赵姓，改姓“嵬名”，自号“兀卒”。而“兀卒”，在党项语中，意为“青天子”。此外，琉璃本身为佛教七宝之一，而西夏对佛教又极其尊崇，青绿琉璃放在笃信佛教的统治者的陵墓里，也就别具意味了。
陵区中陵域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单体建筑组件最为独特的一座，是3号陵。据推测，它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墓。陵城的墙体早已坍塌，只留下残垣断壁，勾勒出当年的规制。阙台、碑亭、月城、陵台……每一处遗迹都彰显着昔日的辉煌。
而归于贺兰山下，对于西夏人来说，或许是最好的归宿。贺兰山，是西夏人心中的神山。铁铸般的山脊，横亘于荒漠戈壁与塞上平原之间，不仅阻挡了寒流与风沙，守护了良田与人民，更成为西夏陵的壮丽背景。聪慧的古人，把山川大地都当作了自己的“棋子”。在贺兰山与黄河的怀抱中，西夏陵借势而起，更显气势磅礴。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星罗散布于山脚下，连同陵区内出土的7100余件精美文物，一起铺陈开一幅灵动多姿的西夏文明画卷。
当然，贺兰山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座巍峨的近南北向山脉，横亘于多重地理界线之上——它是干旱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的界碑，也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这片土地成为农牧交错的交接带。汉族与游牧民族在此交汇，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碰撞。王陵墓葬之中，铜牛与石马相伴出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物证。当那尊长达1.2米、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重现天日时，其屈肢静卧的姿态、圆润逼真的造型、高超精湛的工艺，无不令人称奇。党项是马背上的民族，这尊巨型铜牛的出土，印证了牛与农业在西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多元兼容，是西夏陵乃至西夏文明的底色。西夏陵大量吸收了中原王朝的陵寝制度：陵园坐北朝南，继承了汉族以南面为尊的观念；墓室前甬道设门，门外两侧列门神武士，沿袭了汉族墓葬的传统习俗；而散布于王陵周围的功臣密戚陪葬墓，更是对中原陵寝制度的直接借鉴。西夏陵以农牧文明交叉、多信仰融合的特质，丰富了世界陵墓遗产的文化谱系，这正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中华文明如大河奔流，不舍昼夜，不会为谁停留。西夏陵与西夏文明激起的浪花，终归汇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历史从不会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藏在山川里、藏在遗迹中、藏在民族的记忆深处。贺兰山下，古冢巍然，默默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