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柔竹
君子的旅游，不在肴馔之丰、住所之奢，而在从素履以往、神与物游中，获得与天地相参、山水相融、人文相续的陶然自得的境界
关于春游，《论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孔子请他的弟子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当仁不让，直陈了治国安邦之志；相较之下，冉有更谦逊有礼，表达了养民教民之志；公西华则说，愿做礼仪活动中的小相，抒发了宗庙会同之志。在三人发言后，曾点独述异趣，所言既非经世治国的宏伟抱负，也非具体领域的个人成就，而是一幅春日游观的图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之际，风和景明，春服已具，穿戴整齐，与几位青年和童子结伴，在沂水之中沐浴，在舞雩台上感受春风、拥抱自然，最后一路歌咏、尽兴而归。此番景象看似是日常游观，却成为儒家思想中极富深意的一笔，它超越了对世俗成就的执着，直指人与天地相通的安然状态。春游于此已超越日常休闲的意涵，成为个体生命与岁时节律呼应、人文精神与自然秩序相契的生命实践。
诗意地栖居：“曾点游春”的美好图景
王阳明曾评价曾点曰：“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此语不仅是对曾点之志的认同，而且肯定了“游春”图景中所蕴含的超越性精神向度。曾点所勾勒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美好生活图景，融合了自然体验、身心践履与礼乐精神。
在此语境中，旅游并非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游春”之志，更昭示了旅游成为“诗意地栖居”方式之可能性：人在春天的自然时序中调适身心，通过临风咏歌等具身化的行动，达成与天地节律的共振。这样的旅游既是对自然物候的审美观照，亦可成为礼乐文明向日常生活的自然渗透。
从儒家思想的视域审视，这种君子的旅游超越了事功导向的功利理性，彰显了“乐感文化”中精神自由的向度。旅游者在山水感通、群我共在中实现精神超越。最终，“咏而归”的旅程，不仅是个体情感的抒发，更是生命在与天地共鸣后，复归日用常行中的秩序与安然状态，体现了儒家的生命哲学。徐复观将“曾点气象”归为“审美情感”的范围，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徐复观评价曾点达到了最高艺术境界“大乐与天地同和”，恰如康德把“无利害性”作为判断一种快感属于审美快感的第一个条件。当人们摒弃私欲，消解对事物之利害的计较，排除实用理性的衡量，那么才能无挂碍地观照和欣赏外物，拥有纯粹的精神快乐与超越事用的审美体验。儒家主张排除私利的计较，达成与万物同流的境界。因为与自然浑融一体，而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可以从容地感受天地间的大美与和乐。
志趣与境界：“曾点游春”的言外之旨
孔子对子路的言论报以哂笑，却对曾点之志表示赞叹，使几位弟子的回答在这一故事中富有鲜明的对比，这段对话也形成了理论张力。孔子对曾点之志尤为赞同的原因是什么？此中是否包含了微言大义？关于这一儒学公案，学术史上的相关讨论十分丰厚。这段对话中弟子们的回答不仅仅涉及个人的志趣与利益，他们的抱负与百姓、家国乃至宇宙万物相联，反映出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鲜明差异的人生哲学。朱熹认为，曾点游春之志展现了“圣贤气象”，“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实际上，这四位弟子的志向都不是围绕私利，而是心怀天下，从百姓、家国出发去考虑自己的人生方向。亦即，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与义务感。
围绕境界、抱负与审美等问题，儒者对此故事进行了多种诠释，以子路为“勇者”、曾点为“狂者”。我们应当从生命与天地万物发生关联的角度来考察。冯友兰区分了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则是“事天”的。子路虽然有政治与道德层面的追求，但是尚未达到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天地之中的境界。二程称曾点为“狂者”，暗示了一种突破日常理性约束、在旅游中释放本真情感的审美自由。但是，这种“狂”并非无序，而是个体在天地境界中获得的、超越功利计算的生命舒展状态。曾点真正追求的并不是超越目前自身社会职分与地位的功名利禄，而是一种超然物外、真实且快乐的生活。这种生活似乎安于现状，否定对功名利禄的一味追求，限制私欲膨胀的范围，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无我”的境界。不过，与此同时，曾点也希望与他人在一起共享这种和乐的意境，在自我与他者的生命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超越”是在世俗生活实践中发生的，曾点描述的画面并未否定人的情感与欲望，而是在礼乐的要求下肯定了合宜、合理的自我之乐。
游中有思：“博文约礼”的生命实践
朱熹认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这是从天理与人欲此消彼长的角度来解释曾点的悠然胸次。这并非主张将人的私欲排除殆尽，而是强调人们不主动去追求天理所规定不应当追求的东西，秉持大公之心，让欲望顺应自然，那么只要人的欲望合乎天理的要求，便是正当的、合理的。曾点所表达的志向，没有超出或逾越其在社会秩序中所居之位，但是能够感受日用常行中的乐趣，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孔子哲学契合自然的法则，以“顶活泼顶流畅”的方式促成万物之生长，使整个宇宙充盈着蓬勃的生机与盎然的春意。他说：“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则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孔子因为知命，所以“乐天”。儒家并非对自然没有关心，只是其所关心的不单是物质性的自然，而是试图从人的感受与情感出发，将重心放在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与自然同频的关系上。
曾点所描述的春游由鼓瑟而至于歌咏、与朋友一起怡情于乐，这也是“乐和民声”的表现。这场春游并非个体的孤游，而是在自然场域中与他人共构情感共同体，和乐之态由此实现。“乐”被视为情感的真实表达，这则故事也蕴含了曾点对礼乐的推崇和理解。这一过程并非独自取乐，而是与他人一起在大自然中畅快地游玩。清代经学家宋翔凤认为：“点之志，由鼓瑟以至风舞咏馈，乐和民声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故孔子独与点相契。唯乐不可以伪为，故曾晳托志于此。”宋翔凤引用了《礼记·乐记》之语“唯乐不可以为伪”，认为只有乐是人心声最真诚、真实的反映。乐作为一种表达形式，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投射，旅游中的共游、共感、共咏，往往超越言语修饰，直接呈现个体与群体在特定时空中的真实情感状态。而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会对人们下意识的行为加以约束，在共游中形成秩序、礼仪与群体之间的默契。
人生之“志”“欲”与“乐”是相辅相成的。宋明理学史上的一大重要议题“孔颜之乐”即来自对《论语》的解读。《论语·述而》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郑玄注云：“乐谓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强调君子“所乐”的对象是道，因为立志于道，所以不会因为外在条件的不足而感到担忧和苦闷。刘宝楠引用了《吕氏春秋》之语：“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以此说明郑玄“以道为乐”的诠释与古论相同。儒家君子认为，人们对“道”的追求应当优先于对物质的欲求。品德高尚的士人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就不会为现实处境的困顿而苦恼。《论语·里仁》载：“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认为，士人若能对“道”矢志不渝，便能克服对衣食、财货、利益等的匮乏感与过分的贪婪。正因为深深认同道义之可贵，所以君子能清楚明白地认识到义利之别。正因为笃志于道义，所以君子会更多考虑他人而非一己之私，不会过分追求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
孔子的弟子颜回便是这样一位安于清贫、自得其乐的君子。《论语·雍也》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所有弟子中，孔子对颜回尤为青睐，或是因为颜回不仅在贫乏困苦的环境中仍能不改心志，而且还能从这种生活中体悟到别样的乐趣，可以称得上是贤人。程颐认为，孔子对颜回的这种称赞并不是强调在陋巷中过清贫生活，而是说颜回能够做到“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因为其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世俗利益、陶然自得的精神生活。
君子的旅游，不在肴馔之丰、住所之奢，而在从素履以往、神与物游中，获得与天地相参、山水相融、人文相续的陶然自得的境界。物质匮乏的生活本身并不构成人们快乐的原因，从这点来看，孔子强调颜回之“乐”应当另有深意。不可否认的是，人的生存本能会催生出对物质的欲望，欲望的满足也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程度的快乐。但关键在于，君子能将种种对身外之物的欲望转化为对“博文约礼”这件事欲罢不能的追寻。君子的旅游恰是这样一种“博文约礼”的生命实践。它并非否定人之常情与物质需求，而是将单纯的感官享乐与欲望，升华为对天地之文的主动追寻。旅途中的山水，是天地书写的章句；所遇的风土人情，是文化寄寓的载体。君子的旅游，正是在“文”与“礼”之间穿行，以身心丈量世界，以阅历滋养心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