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平性、统一性、包容性、连续性、创新性是其五个突出特性。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华先贤特别注重对诗歌的研究，而这一研究开始于《诗经》的编纂，随着诗歌创作的演变，相继又出现了《诗大序》《文心雕龙》等著名的诗学理论著作。这些诗学著作主要聚焦于作家的作品、诗歌美学特征等，对后世文学乃至其他文艺作品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些丰富的诗学著作中，后人可以窥见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诗性生命的构建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诗学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尽管诗学名称、诗学主张各有不同，体现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特色，但却也有着同一的基本关注点，即“诗性生命的建构”（陈伯海语），其内涵就是在诗学作品中，研究揭示如何通过诗歌作品，将人的诗性生命的体验之萌发、构型、超升进行贴切表达，从而形塑出中华诗学传统的生命论色彩和主基调。
这种诗性生命的构建始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命题，围绕着此命题所形成的有关心志如何发动、言志政教功能如何发挥、志的流变演化等的探讨，构成了我国诗学传统里早期的话语体系。到了西晋时期，“诗言志”命题涉及的范围日益广泛，将“志”这一诗性生命的内核又延展出“缘情”说（陆机语），后来又因“志”“情”的融合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生发出各种情志张力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流变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从而构成中国诗学的人学之本原观，展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家国情怀的弘扬显现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这一点在诗学倡导的家国情中可见一斑。诗学揭示了诗歌的本质是“诗缘情”，即抒发情感，诗学所倡导的情感是雅正之情，即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之情。中华传统道德一直崇尚的伦理道德之一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孟子·离娄上》就旗帜鲜明主张家国本就天然融为一体。因此，遍览中华古典诗词我们会发现，流传下来的很多古诗词中的怀乡诗都体现着诗人内心有着强烈的“家国合一”的志士情怀。
最早展现这一情怀的诗人是屈原，他在所写的《哀郢》一诗中，用“唯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这样充满悲痛之感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国家被秦国攻占的悲愤之情。杜甫在其《野老》一诗中用“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的诗句表达了对唐朝末年战乱的愤恨之意。而南宋末诗人汪元量在《潼关》一诗中用“事去空垂悲国泪，愁来莫上望乡台”的诗句抒发了自己满腔的亡国之痛。浓烈真挚的家国情怀锻造出中国人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的共同信念，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思想根基，提供了牢不可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却又能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柱。
崇尚风骨的审美追求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唐朝时，诗学崇尚“风骨”之美，强调诗歌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艺术风格，要求诗人应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而这一美学观念的形成得益于唐朝文人对“游侠”之思潮的吸纳。
游侠这一群体起源于春秋战国之时，主要是充当贵族间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荆轲刺秦王就是一例，因其往往有碍于国家秩序的维护，因而被商鞅等法家蔑称之为“奸”，坚决主张禁绝。但是，唐朝是一个社会风气非常开放的时代，无论是王侯还是文人士大夫都能辩证地看待游侠，认为游侠身上具有司马迁在“刺客列传”等中所描述的重诺守信、扶危济困的游侠精神，因而都予以公开赞赏甚至模仿，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唐朝诗仙李白，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诗中描写了自己种种的游侠精神举动，如在扬州一掷重金救济穷困者，游览京都时与当地恶人发生争斗等，其名传千古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句，更是把那种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游侠精神凸显了出来。诗学之风骨美的形成离不开包容性，而这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具体体现，这种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流交往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
诗词体裁的发展演变映现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清代诗人赵翼在《瓯北诗话》这一诗学著述中清晰描述了中华传统诗词的演变过程，大意为“从屈原到宋玉，诗的形式演变成了骚体；从班固到班昭，表达方式又化作了赋体。这是因为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们觉得传统的三百篇诗歌结构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文学天分，从而创作出骚体与赋体，但归根结底，这些作品仍属于诗的范畴……虽然是人为的，但也是发展的必然。”赵翼之所以追述文学史上诗歌形式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为了强调诗文创作的创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诗歌，而正是这种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尊古却不复古的积极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诗的独特地位凸显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中华先贤心中，诗的地位非常崇高——“诗者，天地之心”（《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在先秦儒家看来，天地是仁爱的化身，因此“天地之心”就是仁爱之心，是一种充满人类生存关怀和社会情怀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一诗论的内涵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爱好和平、反对杀戮的和平性。
正是因为古人在诗词中秉持着“天地之心”的道德追求，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处处可见心系家国命运、关心民间疾苦、抒写生命悲欢、渴求和平美好社会理想的诗歌佳作。无论是唐朝诗人常建《塞下曲》中的“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还是宋朝诗人刘敞《城南杂题》中的“迩来封禅和平久，旧地分教百姓耕”，都是这一情感的真挚表达。正是在这种诗学精神的濡染浸润之下，塑造出中华民族在人己关系中注重以他人为重，在人社关系中注重构建群己合一的和谐社会，在世界关系中倡导建立共生共融、保合太和的大同世界，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诗学蕴藏着中华文明独特性的基因密码，积极利用好诗学资源是新时代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将美学方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我们的优良教育传统。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积极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诗学资源，从中汲取涵养自身审美人格、优化思政课教学过程、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构建思政课话语体系的精神资源，打造审美化的思政课教学课堂，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水平，更好地为国育才。
（迟春丽，上海杉达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2023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历史主动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ZSD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