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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25
星期二
当前报纸名称:企业家日报

绿色发展中的科技运用研究

日期: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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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3版]       上一篇    下一篇

■ 童冰欣  科技与绿色发展的辩证关系,是当代可持续发展议题的核心张力所在。绿色发展的本质在于寻求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而科技创新正是破解这一平衡难题的关键变量。从清洁能源替代到循环经济重构,从智能监测预警到生态精准修复,技术进步为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日益成熟的工具库。然而,技术工具的生态价值并非天然自足,其效能的发挥有赖于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与理性的应用导向。在科技赋能绿色发展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着重从产业升级、生态修复、循环利用、智慧监测等维度,探讨将技术潜力转化为生态实效的具体实施路径,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可操作的认知框架与实践参照。  一、科技支撑绿色发展的主要实施路径  (一)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构建绿色生产体系  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生态环境容量约束下推动经济社会的长期进步,确保当代发展不以牺牲后代福祉为代价。《中国制造2025》为此确立了清晰的阶段性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制造环节的全面绿色化革新,包括生产流程的低碳化再造、资源投入方式的集约化转型,以及覆盖产品设计、制造、使用到回收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标准体系之建立。在此过程中,数字化技术与先进制造工艺的融合——如智能排产、能耗实时优化、废弃物在线监控等——正成为降低单耗、提升能效的关键支撑,最终促使主要工业品单耗逼近全球领先水平。  (二)以科技手段推进生态修复与废弃物资源化  贯彻“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科技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应用可从两个层面加以把握:其一,针对已形成的历史性污染与生态损伤,借助新型环境修复技术实施系统治理,例如利用微生物降解、植物修复、纳米材料吸附等手段处理土壤与水体污染,以及采用生态工程措施恢复退化湿地与矿山地貌;其二,在生产前端推行清洁工艺与绿色设计,将废弃物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即所谓“城市矿产”的开发与循环利用,从根本上压缩污染产生的空间。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的技术路线,既是对工业文明固有矛盾的一种现实回应,也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的具体技术表达。经由绿色科技的广泛部署,生态平衡的维持不再只是被动的末端治理,而是融入生产全过程的主动建构,由此为优美生态环境的塑造提供持续动力。  二、科技介入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技术驱动型生产模式对生态系统的隐性冲击  自工业化全面展开以来,科学技术对自然的作用始终呈现正负交织的复杂态势。当技术体系与资本扩张逻辑深度耦合时,企业借助自动化与智能化手段持续提升产出效率、加速资金周转、拓宽消费市场,其结果是一种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运行结构被不断强化。这种结构对自然资源的超额预支,加之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在时间上的天然滞后,使得后工业时代生态退化问题更趋严峻。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异化”现象并非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在属性,而是技术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被特定目的驱动的产物。因此,反思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比单纯指责技术工具更为根本。  (二)技术依赖下环境监管的有效性衰减  进入信息化时代,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监督管控日益仰赖智能设备与数据平台,环境监测技术的进步确实提升了治理的响应速度和量化水平。然而,以指标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在增强可控性的同时,也诱发了新的行为偏差。近年来,部分企业通过篡改在线监测参数、稀释待检水样、干扰自动采样装置等手段,刻意营造“达标”假象,此类事件屡被通报。反复出现的造假现象表明:当监管过度系于单一技术环节而缺少多元校验机制、第三方监督和公众参与等配套制度支撑时,生态环境监管便会出现偏差。这不仅侵蚀了政府和企业的公信力,更使生态改善停留在纸面数据之上,构成技术进步与治理实效之间的显著落差。  三、技术理性与生态价值之关系的哲学审视  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跃升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亦催生了资源枯竭、生态失衡、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应追溯至人类对技术应用方向与价值目标的片面理解,以及将自然简单视为可无限索取的客体之错误认知。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自然界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恩格斯亦强调,人“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这些经典论述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本体性断裂,人类的持久发展必须以自然的完整性与再生能力为前提。一切技术进步若背离这一前提,便不可能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福祉。  由此观之,消解技术时代生态困境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拒斥技术,而在于提升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深度,并通过技术研发方向的重新定向、制度安排的系统优化以及全社会价值观念的协同更新,使科技创新真正服务于人与自然矛盾的实质性缓和。同时,需要构建面向生态效益的科技评价体系,将环境成本内化为技术决策的变量,而非外部的附属考量。唯有如此,科学技术才有可能从生态压力的制造者转变为和谐共生的促进力量,绿色发展也才不致沦为空洞的口号,而成为可触及、可衡量的现实进程。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