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狼
“光华村”不是村，街名而已
成都的地名大都有来历，也有故事。包括马路和街巷。
比如光华村。
光华村这个地名与上海光华大学的迁入密切相关。1938年，上海光华大学迁到成都设立分部，并将校址选在杜甫草堂以西，即今天的西南财大校区内。随着学校开学和新住户的迁入，这片区域逐渐被称为光华村。光华村的名字不仅与光华大学的历史有关，还与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背景紧密相连。
从有关资料获悉，抗战期间，大量沦陷区的大学迁往四川，成都当时有8所高校迁入，光华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光华大学，乃民国时上海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它于1925年6月，由572名师生退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后所创建。给学校起名为光华，即象征着光耀民族、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宰割和奴役的革命精神。胡适、厉麟似、徐志摩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该校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大学相继内迁。光华大学校董事会决定，入川设立分校，仍由张寿镛任校长，聘请谢霖为副校长并主持分校工作。在四川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捐赠下，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于1938年3月1日正式成立。
谢霖先生曾手书曾国藩名言警句以鼓励学生：“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这副对联是曾国藩在提醒自己的同时也提醒人们：人生的道路充满坎坷，在逆境之中，千万不能气馁。时间是属于生命的，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展示自己生命的生存价值。
在新校址动工时，师生共同种下的象征胜利的“V”字形铁树，迄今仍屹立在西南财大校园内。
原来，光华村是因光华大学而命名的。
笔者曾经在光华村西窑二队至少住了三年时间，却并不知道西南财大的前身就是光华大学。更不知道光村名字的由来。
“光华村”是一个街的名字，它并不是一级行政组织，是西窑二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西窑二队”，应该是苏坡乡（公社）西窑村（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后来称组），2001年11月1日新成立光华街道后归光华街道管辖。那么，“西窑”这个名字的来历呢？
据说，是因为考古工作者曾在青羊宫、杜甫草堂至苏坡乡这一代属于成都西部区域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古代陶瓷遗存，证实了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陶瓷烧制的聚集地，所以，此后这一代便称为西窑。
从西窑陶瓷产品独特的釉色、纹饰和器型来看，它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成都地区古代陶瓷生产状况的认识，还为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西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具体的始烧年代可能因考古发现的不断更新而有所调整。经初步考古研究，成都地区的陶瓷烧制活动在南朝时期已有一定规模，而西窑作为这一地区的重要窑址之一，其历史也相当悠久。汉唐时，成都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丝绸、蜀锦、漆器、瓷器等，从成都往西进入邛崃、雅康，通过滇缅，转入印度和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个国家。
所以，“光华村”不是村，一个地名或街名而已，而它所在的地方，过去叫作“西窑村”（或西窑大队）。
“西窑”的历史更悠久。
“西窑二队”是一个生产队
1996年10月31日上午，我从南京浦口火车站乘火车到达成都火车北站。先我一年到成都的老乡、朋友杰盛在车站接到我后，便乘坐52路公交车至光华村口下车，然后拐进光华村街那片棚户区，再穿过一片农田，最后到达目的地。
在光华村街居住的是本地居民，往南被农田隔开的一大片房舍，都是西窑二队部分农户的住房。我们把这里称为“农户区”。杰盛住的地方就在农户区一条紧邻村道主干道的巷道里。
这条巷道约两百米长，可以通汽车，很像老家的乡镇街道。巷道是三合土路面，那些坑洼处填着炉渣，同时有自行车、三轮车和拉煤炭丸的板板车经过，在潮湿的地方留下车辙；左右两边的农舍，高低不齐，有水泥平房，有瓦房，有土墙茅草房，甚至有像工棚一样的红砖加石棉瓦的简易住房；空处有竹林和树木，街道尽头左边，石棉瓦盖的一处公用厕所就被一丛慈竹遮掩着。
原来，杰盛是和另一个年轻人钟文住在一起的，他俩在一户姓曾的人家合租了一个房间。那是一幢二层水泥楼房，也是一个独栋小院，他们住的二楼。右边是房东的卧室，他俩住在左边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单间。室内一张双人床、一张很旧的三人座皮革沙发、一张折叠式的小方桌、一个煤油炉、一个拉链门布衣柜等，就是这间屋子里的所有家当。房东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他俩都称她“曾大姐”。据说曾大姐的男人在美国做生意，长年不在家，家里只有她和两个儿子，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妈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她有个弟弟，她管他叫“曾老三”，估计要大我两三岁，住在他们家对面。
与光华村街区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经商的门店和办公楼，也没有大小厂房，却有鸡鸣犬吠。而所有建筑物，全都是村民居住的农舍，高低不一，新旧不一，使用的材料也不尽相同。村民们生活与劳作都显得很散漫，不急不躁。有牵着水牛、扛着犁铧去田间耕作的，有挑着粪桶淘粪的，有挑着担子到街上去卖蔬菜的，有骑着自行车去赶集的，有拉着板板车吆喝着卖煤炭丸的。这时节，旁边农田里的麦苗和油菜苗都长势很好；那些边角处的小块地，白菜、萝卜、芹菜、蒜苗等，一样茂盛，根本不像冬天的景象。
这里距离光华村街不足一公里，只隔几块农田。
而横穿田野的那条主干道，是从西南财大门口那条名叫光华村街的大马路分岔后，从棚户区左突右拐出来，再直穿那片农田进入农户区。不知道这条路是否能通往南边的清水河，反正从早到晚，骑自行车的、挑着担子的、步行的，车流人流，络绎不绝；那些载人的人力三轮车，一路摇着铃铛，吆喝着路人，来来去去。一些院落或坐落在马路边的人家，从房顶烟囱冒出或浓或淡的炊烟。上了年纪的老人，趁难得一见的阳光，身上穿得厚厚的，或几个人凑在一起搓麻将，或独自一人坐在家门口的竹椅上晒太阳。
我发现西窑二队这个生产队有那么多住户，却很少见到几个干农活的。后来才得知，队里许多年轻人都在市区里找班上，还有的趁农闲时到市场上摆个摊点做点小生意。就比如房东曾大姐，她的小儿子还在读小学，大儿子初中毕业以后就到哪个厂里上班去了，吃住在厂里，偶尔回家一次；他的弟弟曾老三则在拉三轮车，多数是在杜甫草堂和光华村街一带拉客，不拉客的时候，他的三轮车就停放在自家门口。
从不见曾大姐干过农活或者做其他什么生意，她家也没有饲养家禽家畜，好像只有一只小黄猫。她除了偶尔早上到光华村街买一回菜，多数时间在家里收拾家务，天气好的时候，会与几个邻居或者房客在自家院子里搓小麻将。
而那位五十岁左右的生产队长，爱把夹克衫外套披着，一边的口袋里装着一个玻璃茶缸，胀鼓鼓的，经常在这里溜达。每次来，不是向住户口头传达村上的会议精神，就是提醒大家要加强防火、防盗的安全防范意识。说话间，总是拿一双警惕的眼睛打量陌生人。但他有时也站在旁边观摩他们打麻将，或者和众人一起聊天。对村里村外或者市里市外发生的事，似乎都了如指掌，煞有介事的样子，开口就是：“哟喂——那个不得了！”
杰盛先前也在南京与我共事，后来辗转到了成都。我到成都之前，曾在南京给杰盛写信联系时，他给我的地址就是“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西窑二队光华村街”。当时我还在想，他说他在成都，咋就住到农村去了呢？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是成都西郊农村。
但我总感觉：西窑二队不像是一个农业生产队，光华村也不像一个村。
留在光华村的青春相册
一
从南京刚到成都那年，我三十四岁。经过15年的艰辛打拼才在这座城市定居了下来，才有了属于自己真正的家。在漫长的蓉漂岁月里，虽然，我曾在城南、城西以及市中心等大半个城市都居住过，但都没有光华村在我心中的位置重要。
虽然我有直系亲人舅父一家住在成都，而且他家住在蜀华路（蜀都大道）的包家巷，距离光华村并不远，但他已退休，其子女们都在上班，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虽然，我在南京的时候因为经常投稿也有几家报纸的主编或责任编辑的联系方式，但都未谋过面。所以，只能先与杰盛联系，落脚在他的住处。
因为刚到成都，身上不宽裕，只好临时和杰盛、钟文两个搭伙吃住。杰盛比我小四岁，我在南京的时候就知道他在某报社当记者，但并不知道他眼睛近视，现在他居然戴上了眼镜，看上去有模有样的，还真是一副记者的派头；钟文才二十多岁，属于未婚青年，要小我整整一个年轮，他是重庆大足人，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像个学究，看书看报就像是在用鼻子嗅。据说钟文毕业于西南师大，之前在新都大丰镇某职业学校任教，后来也成了一名记者，与杰盛是同事，只不过现在他在另一家报社谋职。
新到一个地方，刚才消除了长途疲惫，在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环境的时候，仅隔了三天，即11月4日，我就到四川科技报社报到了。报社负责招聘的一位主编姓张，他看了我的相关资料后，非常满意，便录用了我。主编让我先在报社实习一段时间，一边在编辑部做一些编务工作，有采访任务时，就让采访经验丰富的前辈带着我。
从此，我算是进入新闻行业。
二
成都的冬天不像南京那么冷，几乎不用烤火。
那天是周末，好像是我到成都后的第一个礼拜天。钟文有事出去了，我和杰盛在房间闲聊，这时候一个身穿咖啡色西装、蓄着爆炸头的年轻人从外面径直走了进来。看样子他是专门来找杰盛的。杰盛在把他介绍给我时，让我猜他是谁，我说我猜不出。他说他就是某报社原副刊部的主编剑锋，曾经还发过我的诗歌作品，现在挂靠省社科院自己独立创办了一份小报，并担任主编。我大吃一惊，原来剑锋这么年轻，这么能干。我知道，一年前那首发表在他们报纸上的诗歌名叫《姑苏夜》，他还给我改过两句。我感到汗颜，真是后生可畏！后来知道剑锋与钟文同龄，而且与我和杰盛是同乡，老家都在通江，他也住在这片农户区的入口处，距我们住的地方只有几十米的直线距离。通过相互认识和交流，剑锋知道我进了四川科技报社，他也认为我很适合做新闻工作。
在四川科技报社，一开始，我每月只有八百元的底薪，虽说相比我在南京只有柒佰元的月薪多一百元，但房租、生活、交通等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不过，要是拉到赞助，将有一些提成。但拉赞助需要能力，不仅靠嘴上功夫，还要笔下能生花。
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房租、水电、生活等费用皆平摊，由于我才到成都，才落实了工作，手头紧，所以，这些平摊的费用只能暂时由杰盛垫支。
当我实习期满拿到了记者证以后，我便踌躇满志、热情高涨地投入新闻采访工作中，开始大量搜集相关信息，主动向农牧业科技领域进军，积极采访成都周边县、市的涉农企业。于是，《青春村的“查萝卜”》《巴山牧羊人》《一颗金色的种子》等优质通讯文章陆续见报，不仅深得主编和社长的青睐，而且也有了广告收入。不仅我的新闻采访稿屡屡见报，而且我的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也经常在本报和市内其他报刊上发表。比如散文诗《致江南》，在本报副刊发表后，还有读者被文字里的真情感动，向编辑部打电话了解这篇文章的作者，并谈出了自己的感受。
如此，我开始自信自己能在这个行业里做下去。
晚间我们很少到楼下曾大姐的客厅看电视，一般情况下都窝在屋里，看书或者写采访稿，有空时候，随便哪个都可以帮忙辅导一下曾大姐小儿子的学习。杰盛有一个能揣进衣兜的袖珍收音机，很多时候，我们在睡觉前都喜欢躺在床上收听岷江音乐台。那个波段好像有两档节目，一个是由女主持人赵辉主播的情感类节目，她的声音很好听，很有感召力，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些陷于情感迷津的青年男女听来，就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一个同样是女主持人傅浩，由她主播的文学赏读（就是今天的有声文学）节目是我最喜欢的，她每次播完一篇优美的诗文，都会告诉听众他们台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比如“双林路99号”。有天晚上，我们偶然听见了她带有磁性的声音播出了我的一首散文诗《五月，我涉水而过》（后来在《散文诗》杂志上发表），那是我在一个礼拜前邮寄给她的。当时，我们三个都很诧异，也很高兴，因为之前，杰盛和钟文都见过我在稿纸上写的这篇文字。说实话，这首散文诗是我第一次尝试写的，虽然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没有想到，配上背景音乐，由她深情地朗诵出来，其效果是那么好。不仅诗意更浓，而且情感更真挚，画面感也更强。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钟文隔三岔五地去街上光顾“绿芭蕉”舞厅，我们都是以听收音机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三
之前并没有在意我们住的这条小街到底住了多少人，只发现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我们这些外来的年轻人，很像过去在农村插队的知青。
有天我发现对面曾老三家二楼住了两个女孩子，都才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经杰盛介绍，知道了一个姓陈，也是我们通江的老乡；一个姓刘，老家在资阳。她俩既是室友也是同学，又都是在西南财大读自考会计专业的打工妹。小陈热情大方，言谈举止像个男孩子，主动称我和杰盛叫“哥”。
某个星期的午后，我和杰盛、钟文都在二楼阳台晒太阳。房东曾大姐领着一个说普通话的漂亮姑娘上了二楼，说是来租房的。那姑娘身材高挑，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皮肤白净，衣着时尚，一看就不像是四川人。曾大姐将转角处紧挨着我们住房的那间房门打开让她看房，之后两人都下楼去了。钟文的脖子伸得老长，透过厚厚的镜片，一双眼睛鼓得圆圆的，好半天才喃喃地说道：“那个女娃儿还长得乖吔。”
没多久，只见曾老三蹬着三轮车，“吱扭吱扭”地把那姑娘以及她的行李一起拉来了。作为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邻居，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对于她的到来，我们三个单身男人都显得有些过分热情，像打了鸡血似的。曾大姐告诉她，我们三个都是报社记者。她也自我介绍说，她姓田，新疆人，在西南财大读自考，专业是工商管理。于是我们都称她“小田”。
从此，小田就成了我们的隔壁邻居。
既然是住在同一层楼的隔壁邻居，大家都很快就熟悉起来，早晚上下班见面时打个招呼，日常生活中相互间借点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是钟文每次看见小田总要多说几句废话，一副讨好献殷勤的样子，一双高度近视眼显得特别有光。大家都看得很明白，而曾大姐说话却很直接，几次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钟文说：“那是空事，你娃没得搞。”钟文也只是涎着脸笑。
没过多久，大凡周末或者下班以后，我们便看见一个身穿带格子条纹的褐色西服、蓄着平头的青年男子出现在我们这条小街上，他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满脸都是黄豆般大的小窝，浅浅的，就像小雨点打在沙地上的痕迹。他每次来都不与我们打招呼，而是直接上楼就进了小田的房间。晚上，我们睡在床上就会听见隔壁传来“嘎吱嘎吱”的响声，大家都明白是咋回事。第二天一早就看见他从小田的房间出来，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独自从容地向路口走去。
我们都估计他是在和小田耍朋友。钟文很妒忌地骂道：“一棵好白菜，就这样被一头猪给拱了！”
杰盛说钟文，你自己咋个不是那头猪的样子呢？
虽然，曾几何时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大多数的青年人都接受了“试婚”一词，但我作为过来人，还是很惊愕，始终无法接受当下的青年人未婚同居的事实。我不知道杰盛对此持什么态度，但钟文从此晚上出去跳舞的频率大大提高了。而他每次回来总是津津乐道他在舞池里的快感，他说那些女娃儿大多是财大的学生，一个个不仅身材好，而且很漂亮，都把他当成了财大的教授。他感觉特爽。虽然在他的撺掇下，我和杰盛也跟着他去跳过一两次舞，我却觉得花五元钱是一种浪费，总有一种犯罪感。
虽然我现在是一名记者，之前在南京、苏州等地已经漂泊了五六年，一直在企业做管理工作，也一直受制于人，使我早已厌倦了那种要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同事间尔虞我诈的职场生活。现在换了一个新环境，换了一种新的工作，让我有了一种新的人生体验，感觉是那么的新鲜和充实。但是，我和杰盛一样，不像钟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们从山区农村出来，不是为了自己活得潇洒，还要给家里挣钱，让家庭早日摆脱贫困。我们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和使命。
住在西窑二队的记者们
一
这年年底，杰盛和钟文见我在四川科技报社做得很顺利，而且也有了业绩，再加之，当时国家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他俩觉得我们的报纸在全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便都从原来所在报社辞职后又都应聘到了我们报社。
自此，我们三人不仅是室友，还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
自打我在报社上班以后，从光华村到报社所在地人民南路四段的科协大楼，我们很少时间赶公交车，往返都是骑着从二手市场花几十元买的一辆破旧自行车。杰盛曾开玩笑自嘲他辆自行车是“三心”（“三星”的谐音）牌，即骑着担心（害怕出故障）、放着放心（不会被小偷惦记）、即便被偷了也不会伤心。因为都是刚到一个新单位不久，不管有没有事，我们每天早上沿着二环路骑车二十多分钟到报社。每人手里都有一张由报社统一额度充值的电话卡，每人腰里都别着一个数字BB机，与留在报社的其他外勤记者一样，轮番在一本厚厚的相当于企业名录的黄页电话簿上寻找自己的采访对象，然后把电话卡插入座机与对方联系。据资深记者的经验，打电话是有技巧的，同时，只要对方接受采访，那么版面宣传业务就成功了一半。
过了年后，杰盛从老家把他老婆带来了，夫妻俩就另外在楼下对面租了曾大姐她妈空出来的房子。那是没有楼层的茅草房，只有两个开间，墙体是红砖砌的，房顶铺着厚厚的麦秆和稻草，与杜甫草堂的茅屋顶一样。我和钟文依旧住在原来那间屋子。
没多久，一位《厂长经理报》（现在的《企业家日报》）的记者也住到了我们那条小街，成了曾老三家第三个房客，住在底楼。他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光头男子，也戴着一副眼镜，身高跟我差不多，接近一米八，只是皮肤黝黑，身材魁梧，骑着一辆二八杠的普通赛车。他姓谢，喜欢咧着嘴笑，但说话的语速很慢，似乎总要找个合适的词语来表达。
从此，这条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街，就有了我们四个记者。据杰盛和剑锋介绍，包括光华村街，整个西窑二队，住了至少不低于十个媒体记者，但相对集中还是在我们住的农户区。所以，每逢周末的时候，包括剑锋在内，住在附近的记者都喜欢到我们这里来串联。于是，外人都称我们这里叫作“记者一条街”。每次，生产队长溜达到这里的时候，都冲我们说，你们是我们这儿最有文化的人。
二
我们的生活都过得很清贫、简单，在家里做饭的时候，通常下一碗面条就解决了。
那个周末的下午，下班后钟文就先走了，因为第二天要出报纸，我还要加班和两个编辑校对小样。他走的时候对我说，他回家把饭做好等我回家。可当我回到住处后，发现钟文人躺在那张沙发上，煤油炉和锑锅都静静地待在墙角地上，而两个空空如也的搪瓷钵像盛过菜汤之类的，胡乱地放在小方桌上。看样子，钟文已经吃过饭了。
钟文见我回来了，眼睛透过如啤酒瓶底般厚的镜片，直愣愣地看着我，那意思是我咋这个时候才回来。我问他煮的饭呢？他“哦”了半天才说，他煮的挂面，自己先吃了，给我留了一大钵，等了好久都不见我回来，看着就要结成一块了，倒了又可惜，便一不做二不休地把那一大钵面也给吃了。他说现在肚子撑得慌，都不能动，只好躺着休息一会儿。我有些生气，问他下了多少面条，他说就那一把全煮了。我不免大吃一惊。我说那一整把面是两斤的呀！“哦，难怪挑了两大钵。”他说这话的时候都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
我真有些哭笑不得。
第二天是礼拜天。老乡小陈本来是请我们几个老乡吃中午饭，也就一并把钟文请了。在小陈和小刘的出租房里，小刘在收拾桌子，小陈在炒菜，杰盛老婆在帮忙洗菜，我和杰盛、钟文坐在一边抽烟、嗑瓜子。这时我有意问小陈煮了多少饭，她说，你放心，管够。我又问她，是吃多少才煮多少，还是煮多少就吃多少？听起来有些绕，她略一思索后回答，当然是吃多少才煮多少嘛，这个哪个不知道呢？我却一本正经地说，有的人是煮多少就吃多少。话音刚落，钟文就“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余人都不明就里，我便把昨天晚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这下大家才明白是咋回事，于是，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以后，大家都爱拿“煮多少吃多少”的话取笑钟文。
转眼已到了夏天。我实在忍受不了钟文的邋遢，看见小田已经从这里搬走了，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男朋友在别处住在了一起，反正她住过的那间小屋子已经空了。这时候我便与钟文商量，两个寡男人还是应该分开居住的好，互不干预。因为钟文在个人生活上特别不讲究，别看他一到周末的晚上，打着领带，再给头发打摩丝，搞得油光水滑的，然后把皮鞋擦得锃亮，人五人六地去街上跳舞——不管是快三还是慢四，他的国标舞确实跳得好。但平常在宿舍里，不管是臭袜子还是内衣内裤，到处扔，几天不洗，到时找出来拿到鼻子上闻闻，觉得还能将就穿一下，就又套在脚上和身上。就连房东曾大姐都经常骂他，说他是个书呆子、烂膳鬼（方言，不爱卫生的意思），诅咒他讨不到老孃（成都话：老婆）。
于是，钟文搬进了楼下曾大姐她妈妈的房子，与杰盛成为隔壁邻居。我则搬进了隔壁原小田住过的那间小屋。
这间屋子处在转角处，虽然进深很长，但很窄，所以在里面被隔成了两间，门口处堆放了一些杂物，但可以烧煤油炉子做炊；里间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已经残破的老式抽屉桌子，还有一张能勉强用的破旧藤椅。好的是，挨着床头的后墙开了一洞窗户，从外面映入窗口的是一片慈竹林。虽然每月房租九十元，只能由我一人承担了，但感觉很僻静，适合一个人晚间看书和写作。
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当我还没有去弄清楚“在银行按揭住房”究竟是咋回事的时候，与西窑二队农户区相邻的清水河对岸，中央花园商住小区一期已经在夜以继日地施工建设了。白天能听到工地上打桩的声音，夜晚，架在高空的碘钨灯照过来，如同朦胧的月光。
有天早上，大约七点，我在床上就听见外面楼下人声嚷嚷。起床后，才知道昨晚半夜钟文遭贼了。
原来，因为夏天较热，钟文睡觉的时候是开着窗子的。半夜，当贼光顾到这里时，发现窗子没有关上，而且窗户离门框很近，便从窗口伸手进去拨开了门闩。贼进了屋以后，先把床头小桌子上的一堆衣服抱在怀里，然后再去扯钟文盖在身上的被子时，钟文一下子被惊醒了。醒过来的钟文知道进贼了，便条件反射地用一只手紧紧抓住被子，另一只手摸枕边的眼睛，同时也在嘴上大声呼叫。贼连忙松开手，迅疾逃出去了。这时候，钟文已经戴好眼镜，在床头墙上摸着电灯开关拉线把灯拉亮，他发现自己脱在床前桌子上的衣裤都没有了，只有一把明晃晃的菜刀闪着冷光。他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要是贼发现有把菜刀，狗急跳墙时还不一刀把自己砍了？
早上曾大姐起床后过去站在门外叫他，问他昨天晚上在吼什么？他在床上用被子裹着下半身，回答说昨晚遭贼了，自己的衣服裤子都被则娃子抱走了，现在连床都不能下。于是，曾大姐回家将自己丈夫穿过的一套旧衣裤找出来，从窗口扔给了他。曾大姐看见杰盛夫妇俩也起床了，便对他俩说，昨晚钟文遭贼了，他吼得那么大阵仗你们都没有听见？杰盛说他隔着墙壁好像听见钟文说的是“在墙上”，以为是钟文在说梦话呢。
这时已经穿好衣服的钟文开门出来说：“我明明说的是抓强盗，啥子在墙上哟。”
大家都笑了，说杰盛说得还真像。
钟文却心有余悸地说：“幸好贼娃子没有发现桌子上的菜刀哟，要是他一刀把我砍了就惨了。”
“你个死眼镜儿，活该由贼娃子一刀把你娃娃砍了，把菜刀和衣裳裤子都放在一起，邋遢得没谱！”曾大姐骂道。
四
那年腊月我过生日的时候，住在旁边的剑锋邀请我们几个到他家一起聚餐，他说反正还有两个报社的朋友在他那里，将就一起热闹一下。我买了几个凉拌菜，谢光棍那天出差采访不在家，杰盛和钟文各自买了一瓶“江津”白酒，剑锋负责做饭和炒菜。
没有蛋糕和蜡烛，六七个记者都是男的，大家围着一张饭桌，推杯换盏，将两瓶高度白酒喝了个精光。那一夜，大家高谈阔论，谈新闻事件、谈文学，也谈女人和生活。我豪情陡增，对敬酒是来者不拒，也不知喝了多少杯，估计至少有八两，最后当然是醉了。
当我半夜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醒来时，心里发烧，口渴难受，想喝水。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一双脚露出来搁在床沿上，连鞋都没有脱。
我慌忙翻身下床，从桌子上端起一种冷茶水几口就喝了个底朝天。清醒以后，回想起自己醉了以后，迷迷糊糊中，好像是杰盛、钟文、剑锋三人半拖半抬把我弄回房间的。这时，四周寂然，除了打桩机在远处作业的声音，我看见有微弱的碘钨灯光，穿过竹林的间隙，透过窗玻璃，在屋子里投下斑驳的光影，既安静又柔和。我则如孤魂野鬼般躲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孤零零的。
瞬间，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酸楚和凄凉。
青春的炉火在西窑燃烧
作为地名，“西窑”相比年轻的“光华”要古老得多。但自从来了我们这群记者，以及不少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打工仔，我发现，西窑二队正当年轻，无不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早春二月，光华村仿佛刚从沉寂的冬天苏醒过来。
春阳暖暖地照着。农户区大路口一户人家的房前，李花开得正艳；油菜花在田间也开得热烈，黄澄澄的一片；一些落叶老树，也已经在干枯的枝头抽出了新芽；光华村街紧挨农田的几家简易茶铺，茶客满座，有人干脆把竹椅子搬到外面的油菜田边，一边闻着油菜花香，一边晒着懒太阳。
虽然，光华村街是西窑二队的一部分，但人们很少提及“西窑二队”，都把那整个片区称为光华村。
听起来，光华村类似我们老家的一个村，是乡村社会中最基层的一级组织，但又不完全一样。
尽管有农田、水牛以及有人在田间劳作，有农户区村民的住房，但光华村街有一大片棚户区，那些高高矮矮的砖瓦房，砖是红砖，瓦有青瓦，更多是灰色的石棉瓦，几乎每幢房顶上，都竖着一根系有电视接收天线的杆子，像船舶的桅杆，又像一只只停歇的蜻蜓；更不一样的是，有大型商场、农贸市场、各类门店及茶铺、餐馆、录像厅、歌舞厅和台球俱乐部，有西南财大等几所高校，有省气象局和邮电局等单位，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有摆地摊的商贩用喇叭一声接一声的叫卖声。
这里，无不像是一个繁华的南国小镇。
每逢周末，钟文总是要把自己收拾一下，趁上街买菜的功夫，喜欢在人群里打望，喜欢与漂亮的陌生女孩子搭讪。而我特别爱光顾邮局门前的旧书摊，我曾在那里淘到了几本自己喜欢的图书，其中有《民间交际大全》《中国古代文学词典》《中国古代格言大全》等。
虽然光华村处在成都郊区的农村，但与扬子江畔南京市郊区相比，让我感觉到它迥异的气候与风物，它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我暗自庆幸自己选择到成都从事新闻工作，也逐渐喜欢上了这个栖身之处。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环境，都让我感到轻松，而且有很多业余时间让我搞文学创作。
并且，我也认为，新闻与文学并不矛盾，两者相距也并不遥远。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杰盛就拿出一本由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小册子让我看，里面全是他的诗歌习作，他说他想出一本诗集。我们曾在南京的时候，他与另外两个文学爱好者经常与我在一起讨论诗歌，就像一个小小的文学沙龙。1995年底，我去北京诗刊社参加“96迎春笔会”前，在上海与他会晤的时候，他还专设酒宴为我饯行。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知道他近两年的诗歌创作情况。看完他的诗稿，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进步很大，有几首写老家农村的诗作，已经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但要出一本诗歌集，不说数量少了一点，就质量而言，还有待打磨提高。不过，我忽然觉得我们又回到了当初，又引发了我的创作激情。
如此，在没有电视可看、没有手机可玩的前提下，我和杰盛、剑锋一有空就在一起讨论诗歌。虽然钟文和老谢不擅长文学，却也喜欢凑热闹，偶尔也谈一点自己对我们写的某首诗作的感受。但更多时间，是我晚上独自在房间里读书和写作。就在那间简单的陋室里，我除了陆续创作出散文和诗歌在《四川科技报》副刊上发表，还有《故乡的柿子》《猫鼠新说》两篇散文均发表在《商务早报》副刊上，散文《与竹为伴》发表在《攀枝花文艺》上，组诗《岁月片段》发表在《草地》上，小小说《梆梆手》发表在《四川日报》副刊“原上草”栏目。同时，我还将过去在南京和苏州时创作的几十首诗歌，包括已经发表过的，进行归类整理成一本集子。因为上次杰盛说他想出一本诗集的话点醒了我，我也想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诗歌集。于是，我便给诗集起名叫做《生命放逐》，交由省作协创研室统一编入丛书。最后，于1999年10月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
虽然每次收到的稿费汇款单上，其金额最少只有五元，最多也才三十元，但很有成就感。当然，更有成就感的是：我的首部诗集出版了，并且，我当年就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
三年后的2000年，我已搬离光华村到市区一环路边的百花小区，与人合租了一套楼房住了下来。这时候，我与杰盛、钟文都已经不在四川科技报社了，各自分别到了其他媒体单位；剑锋也不再搞新闻了，而是一边与人合伙经营一家火锅店，一边组织人员在编辑一本论文集图书，老谢仍旧在厂长经理报社。
我搬走的时候，都快到四十岁了，即将进入中年。
过后想起来，虽然我在光华村住的时间不长，仅仅三年。但是，我把青春的尾巴留在了那里，也过得很充实。光华村不仅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的福地。我们在此住过的许多人，大都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这种价值，是我们把青春付之于西窑而燃烧起来的希望之火。
光华村依旧青春不老
在离开光华村后的五六年时间里，我就再也没有去过。
直到2006年的春天，我带着妻子才故地重游到光华村，想看看我们过去住过的地方。可是，当我们坐公交车从光华村口进去以后，我就找不到北了。不久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寻找记忆中的光华村》，发表在了《四川政协报》副刊上；2009年，应青羊区文联约稿，我又写了《光华村的华丽转身》一文，都是描写光华村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光华村就像当年光华大学师生栽植的那棵铁树，年年在发新芽，一直在向上生长，似乎从来就没有老过。
时隔28年以后，我已经在成都高新南区的中和某小区定居了下来，那是我14年前从银行按揭购买的一套新房；于16年前独自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乡土文学》，并担任执行主编；11年前成立了“秦巴文化”这家文化公司，我工作与生活都在远离光华村近二十公里的绕城高速外。
谁也不会想到，28年后我还会与光华村有牵绊。
2024年10月，听闻几个从媒体退休的朋友心血来潮想采取众筹的方式搞一个餐饮店，专营涮羊肉。听组织者说已经选址在光华村西南财大对面的光华里方，他们想邀请我也加入。原来一向对投资不感兴趣，对经营餐饮毫无经验的我，一听“光华村”三个字，却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不管是否能挣钱，也不是因为投资不多不在意，就冲光华村这个地方，我便欣然与大家绑在了一起。之后，我向股东们谈到了我与光华村的渊源和感情，大家都说，这不更好吗？大有“胡汉三又回来了”那回事。
而我，只有想用这种地方来纪念我们曾经在这里的青春时光，想用这种方式来回馈曾经给我的温暖，让我成长，能在成都安身立命的光华村。
不过，自我们的涮羊肉店开张营业以来，尽管西南财大、省委党校等院校还在原来的地方，邮局虽然更名为“中国邮政储蓄”，但还是在原址，可是光华村早已不是一个村了。尽管我多次徘徊在原来去农户区而今已是一条宽阔的马路上，不仅找不到28年前的农户区，就连18年前我第一次重返故地时所看到的光华村也不见了。根本就找不到一点旧的痕迹。
现在的光华村，早已成了光华街道的一部分了。
我确信，光华村一直在不断更新自己，一直保持着青春的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