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文琳
摘要：《古蜀神话概论》是首部从多角度对古蜀神话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以立体的架构和全景式的笔墨梳理古蜀神话，具有多元、互动、开放的整体文化观，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古蜀神话整体研究框架。
关键词：地域神话；《古蜀神话概论》；整体研究
神话是原始先民对自然疑惑的发问和解释，如鲁迅曾言“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处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中说以解释之”[1]。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神话大国，在国家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古蜀神话概论》课题应运而生，主编向宝云指出，“《古蜀神话概论》力求突破传统的神话研究格局，以立体的架构和全景式的笔墨梳理古蜀神话的概念、范畴、文献保存、口头保存、类型、特点，以及与历史、文学、民间信仰的关系和表现，同时梳理和总结古蜀神话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及研究状况”[2]。《古蜀神话概论》是首部从多角度对古蜀神话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以立体的架构和全景式的笔墨构建了巴蜀地域神话的研究框架，具有多元、互动、开放的整体文化观，提供了整体研究地域神话的范式。
一、多元立体的架构
《古蜀神话概论》是一部对古蜀神话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前九章在地域文化、历史考古、文学和民俗学领域中以各自独特的学科视角阐发古蜀神话，最后两章从华夏文明大视野中俯瞰古蜀神话体系，从宏观上把握古蜀神话，使该书形成了多个层面、维度和元素的立体结构体系。
理解古蜀神话，首先应当确定古蜀神话的概念和范畴，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古蜀神话’是一个地域概念，特指在古蜀地域上产生和流传的各类神话故事，它与‘巴蜀神话’与‘巴蜀文化’的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3]，《古蜀神话研究》根据巴蜀神话以及巴蜀文化的概念，梳理了“古蜀神话”这一地域文化概念。古蜀神话是巴蜀神话的一部分，二者从属于巴蜀文化，“神话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经验的结晶”[4]，这种历史经验“演变融合在文化记忆之中……形成民族文化的DNA链条”[5]。正如李子贤所说：“某种特定的神话系统则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系统的表征。神话不仅蕴含着许多古文化信息，而且黏合着许多古文化要素”[6]。《古蜀神话概论》在溯源“巴蜀文化”与“巴蜀神话”这两个学术概念的同时，爬梳“古蜀神话”的地理范畴与民族范畴，从史的角度研究“古蜀神话”，在实证的基础上对“古蜀神话”这一学术概念做了深入的阐释和研究。理清 “古蜀神话”的概念与范畴后，《古蜀神话概论》的第二章到第五章从古蜀神话的文献保存、口传保存、主要类型和少数民族神话四个方面勾勒出古蜀神话的轮廓。蜀地具有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作者在古蜀神话资料的梳理以及神话类型的阐释中对汉族神话和少数民族神话都做了探讨。
冯天瑜指出：“当人们追踪自然科学史、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等科学的源头时，无一例外地都要上溯神话这块‘圣地’。”[7]在理解神话时，也可以从这些学科中找寻神话的脉络。编写组从历史考古、文学、民俗学等学科视角透视古蜀神话，多学科间相互补充，形成了古蜀神话多元的认知格局。
第六章“古蜀神话与历史考古”从物质文化的视角审视古蜀神话与历史，“通过对神话与考古相辅相成的互文性研究，我们可以重新触摸那些看上去荒诞不经遥不可及的神话传说背后的历史脉络”[8]。徐旭生在《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中指出传说时代的特点，“当时神权极盛，大家离开神话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这些传说里掺杂神话很多，想在这些掺杂神话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历史的核心也颇不容易”[9]，但“神话叙事中的形象和细节都可以从考古遗迹中找到大量的物质文化证据”[10]。这一章将蜀地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考古和秦汉考古发现与族源神话、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和古蜀神话进行互证，做到了“以考古文物作为神话研究的资料来研究神话，以神话思维与神话叙事来解读考古事象”[11]。
“奇伟瑰丽的中国古代神话，它本身就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民间文学样式之一。它的主要部分产生在原始社会，到了阶级社会，又陆续有所创造和发展。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口耳相传而保留下来的口头文学的一种，它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文学，不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12]。第七、第八章“古蜀神话与文学”从神话的形象、叙事、题材等方面考察古蜀神话的内容，纵览古蜀神话文本的变化发展及影响。第七章梳理两汉以后文学中的古蜀神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3]，神话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承载人的情思和时代记忆。古蜀神话是历朝历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两汉文学的许多历史人物借助作品的渲染“完成了早期从人到神的神化过渡”[14]；魏晋时期独特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古蜀神话与文学互动，同时“文学作品为部分古蜀神话的定型传播提供了土壤”[15]；唐宋明清文学作品中的古蜀神话一方面传达了当时文士的心志，另一方面“唐宋以降，道家道教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仙话的繁荣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仙话与神话融合更加紧密”[16]。第八章探讨了进入20世纪后古蜀神话的现代书写。神话是叙事的，作者抓住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古蜀神话的叙事特点，窥见在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古蜀神话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在民间，由于民众世世代代固守家园、因循传统，一种古老的传统却可能历尽劫波而悠然长存，在保存了一种古老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后人正确理解史料上的相关记载提供了活生生的依据”[17]。第九章“古蜀神话与民间信仰及习俗”结合古蜀地域的民间信仰崇拜重新审视古蜀神话，领略华夏传统与古蜀文明，体察古蜀文明的独特性。此章将古蜀民间信仰与崇拜分为已变为遗迹的部分和“一直延续到当代民俗生活”[18]的部分，从自然环境出发，借助文献典籍、考古发现、民俗仪式探究古蜀神话中所显现的民间信仰及崇拜，探寻古蜀先民的心灵世界。
最后两章将古蜀神话置于华夏文明中，可以进一步看到地域文化的特点，挖掘古蜀文化的独特性，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演化路径。第十章“古蜀神话与民族精神”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角度看古蜀神话的发生。“神话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是原始人对自然、社会的理解、观念、观点的总和，它是原始人在同大自然斗争中或社会斗争中具有幻想性的反映”[19]，这种“对自然、社会的理解、观念、观点的总和”包含“更深一层的精神结构和观念形态”[20]。十一章“古蜀神话的研究”在中国神话研究的潮流中以古蜀神话为核心，按照时间顺序细数古蜀神话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情况，勾画出古蜀神话研究的大致面貌，便于有心人深入了解或研究古蜀神话。
在《古蜀神话研究》中，黄剑华指出“多学科相结合有利于资料的汇集和相互印证，更有益于开阔学术视野、拓宽思路”[21]，《古蜀神话概论》正是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具有巴蜀风格的地域神话研究框架”[22]。
二、整体研究的范式
“纵观现代学术进展的历史，不同学科的相互影响渗透、交叉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之势，由此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角度确实给旧有的相对封闭的各学科体系带来了发展变化的生机”[23]，神话世界复杂且庞大，“一百余年来，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范式，中国神话学从无到有蓬勃发展”[24]。中国神话是组成世界神话的一个部分，地域神话又是中国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珂和岳珍在谈及地域神话时直言：“在神话研究中，地域神话的研究显得特别薄弱。这是一个有待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领域。”[25]《古蜀神话概论》是地域神话研究中首部整体性、多角度的论著，具有多元、互动和开放的整体文化观。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统一体，尽管具有本土个性，但也进入中华文化的统一形成过程。就中国神话来说，中原文化与西蜀文化都具有自己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古蜀神话既具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也可以从中具体感知和理解华夏民族精神。大禹治水的传说全国各地都有流传，“一方面认为在中原禹文化的影响下，古代巴蜀产生了同一母题的大禹治水神话；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就地理环境而言，亦可以看到古蜀禹神话的特点”[26]。大禹治水是一个典型的开辟神话，它反映了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大禹为后人建立起榜样和法则，并不意味着后人只需仪式性地被动模仿，而是在这一神话的精神指引下，继续开拓，并创造新的神话”[27]，李冰治水则是大禹治水神话的延续，也是蜀地的“地方性知识”。
“人类的发展就是在原有神话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从而重新结构生境中的资源要素”[28]，马林诺夫斯基在谈到器具时说：“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29]。弓箭的发明创造是人借助环境创造器具的典型例子，“古蜀地域内制作弓箭的材料极其丰富”[30]。弓箭不仅可以扩展人们的食物来源，还是国家力量的一个象征，如作者所言“弓箭是古代氏族和国家实现自立的支柱”[31]。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地，众多古城遗址都河流沿岸，“考古发掘揭示，古代蜀人往往根据河流走向和附近地势特点来选择筑城”[32]，滨河而居一方面利于农业灌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捕鱼，“金射鱼纹图像表明了古蜀先民对其所依赖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深刻认知”[33]，射鱼纹是古蜀先民智慧的体现，是古蜀民族力量的具象化，这一现象“宣示了一个重要‘神话传统’，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作为立国之基、民生之本，从而实现自立自强”[34]。尽管原始先民依赖环境生存，但在民族的发展以及自然灾害的迫使下，民族迁徙是必然的。人口的流动必然伴随着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但是，每一次震荡之后，总会开出一个全新的局面，获得更高的发展”[35]。作者以鱼鸟关系神话叙事的解读为例子，肯定了金射鱼纹“是氏族战争、民族融合的反映”[36]，并深入神话叙事背后的权力话语，从更为宽泛的视野说明“当一个文明实现了大江大河全流域的贯通，会整合融汇上中下游的全部文明成就，从而开辟了全新的生存空间，也就必然汇集更多的人群，形成更大的族群，并推动文明上升更高的境界”[37]。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巴蜀文化就是其中璀璨的一颗明珠，古蜀神话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古蜀族群的演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重要的环节。
整体不可能等于部分，也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神话学研究需要一个开放的广阔视角。过往的古蜀神话基本是个案研究或者侧重某一个专业视角，正如邓启耀所言“神话毕竟是人类开凿原始混沌意识的最初精神‘石斧’之一，对它的发生、发展及演化，须做实事求是的对待，否则，或许又会落入另一种自囿的‘陷阱’”[38]。为了避免落入“陷阱”，可以借鉴霍巍在考古学的方法论上曾提出过“守界与破界”，他认为如果仅仅停留在考古学的边界上，“眼中就只有物质性，而没有社会性、精神性”[39]。神话研究也应“破界”，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打破学科壁垒。这种“破界”并不是各个学科视角的简单相加，学科之间是开放和对话的，正是在多个学科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下，才造就了整体研究视角的《古蜀神话概论》。“巴蜀文化”的概念由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率先提出，之后“才成为一个学术概念而被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其他文化学界广泛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运用”[40]，各个学科领域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古蜀神话”是“巴蜀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巴蜀文化”的范畴离不开与蜀地相关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历史，“古蜀神话”同理。故而本书在对“古蜀神话”的概念、文献、类型进行探讨之后，在历史考古、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互动中建构起古蜀神话立体的框架，勾画出古蜀神话的全景。以“洪水”作为古蜀神话研究关键词看《古蜀神话概论》，可以发现洪水神话与历史考古、文学、民族精神之间的互文关系。第一章中作者指出“传说中古蜀国的地理范畴，主要就是现在所说的川西地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古蜀神话，也就应该在这个地理范畴之内”[41]。同时，书中对古蜀地理特征的描述为“洪水神话”提供了发生条件，“古代蜀地是从一片低洼的沼泽中缓慢上升形成的，千百里之外的巨大山峰常年积雪，冰雪融化后浇灌着下游的平原，同时也裹挟大量泥沙滚滚而下，久之即将本为沼泽的低洼地慢慢填平，形成肥沃的冲击带。整个川西平原呈西北高、东南低的明显走向，以岷江、沱江为主的大小水系穿越而过，若遇上上游山洪突涨或下游泄洪不畅，即成一片泽国”[42]，在“洪水神话与考古”中以神话传说以及古蜀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中证明了蜀地洪灾的情况。“洪水”是永恒的神话母题，文学作品对洪水神话与历史传说再创造数量也十分可观，秦汉以后的文学作品“增强大禹神通异能，构建大禹神性形象”[43]，进入20世纪后，古蜀神话文本叙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传统叙事中“大禹治水神话成为现代作家建构中华神话体系的基石”[44]，现代叙事则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先，“其中《理水》（1935年）将大禹治水神话解构为一个社会寓言”[45]，诗性叙事则以郭沫若的《洪水时代》为例。简言之，《古蜀神话概论》通过神话与多学科之间的互文性研究，实现了对古蜀神话的整体研究。
《古蜀神话概论》弥补了地域神话整体研究的空缺，但诚如主编所言：“对古蜀神话的整体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未能深入探讨，一些理论观点还存在不足”[46]。古蜀神话这个领域是开放的，期待更多学者和有志之士探究研讨。袁珂说：“我提倡广义神话，广义神话就是放开眼光，探索神话在整个历史行程中发展状态的神话。它一点也不排斥古典派学者对神话发生时期所做的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究，毋宁说正是这些辛勤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丰富了它的内涵。”[47]横看成岭侧成峰，《古蜀神话概论》深入历史考古、文学、民间习俗、民族精神等维度剖析古蜀神话，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全景式书写古蜀神话。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古蜀文明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古蜀神话概论》继承发展了中国神话的研究，以立体的架构和全景式的笔墨梳理古蜀神话，从三个维度拓展了古蜀神话的研究，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多学科、多层次探究古蜀神话的内涵，拓宽了古蜀神话的研究广度；二是从民族精神塑造的角度归纳了古蜀神话的思想价值，使古蜀神话的研究更有高度；三是将地域性的神话故事和全域性神话故事结合，将古蜀神话的研究推向了中华文明探源的深度。其多元、互动、开放的整体文化观为地域神话研究提供了一种整体研究的范式。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Ⅰ注释Ⅰ
[1]鲁迅：《神话与传说》《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2][3][4][5][8][10][14][15][16][18][20][22][24][26][27][28][30][31][34][35][37][40][41][42][43][44][45][46]：《古蜀神话概论》，巴蜀书社2023年版，《序言》第3页，第1页，《序言》第1页，《序言》第1页，第105页，第106页，第192页，第201页，第216页，第271页，第309页，第299页，第303页，第304页，第305页，第305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07-308页，第2页，第7页，第273页，第183页，第222页，第225页，《序言》第3页。
[6]李子贤：《佤族与东南亚“U”形古文化带——以神话系统的比较为切入点》《东亚活态神话比较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29页。
[7]冯天瑜：《中国思想家论智力 上古神话纵横谈》，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0页。
[9]徐旭生：《我们怎样来看传说时代的历史》《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6页。
[11]田兆元：《“中国神话谱系”与“中华文明探源”精神本体研究》《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
[12]袁珂：《中国神话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13]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7]刘宗迪：《从东土女神到西国女酋：西王母新考》《神话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95页。
[19]朱宜初：《论神话的产生》《中国少数民族神话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1][32]黄剑华：《古蜀神话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3页，第9页。
[23]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导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5]袁珂、岳珍：《简论巴蜀神话》《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3期。
[29]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第4页。
[33][36]林科吉：《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金射鱼纹图像释义》《文学人类学研究》,2023年第1期
[38]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9]李军，巫鸿，尹吉男等：《关于“理论与方法”的多学科对话——“中古中国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四场实录》《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2期。
[47] 袁珂：《中国神话研究的范围》《四川民间文艺六十年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