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3130期第4版）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定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随后，中央政治局陆续制定印发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文件，为农村纠“左”作了准备。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四五月间，邓小平和彭真带领5个调查组深入京郊农村调查，并致信中央，就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工作意见。同年春，北京市委也成立了多个调查组，围绕北京农业生产和农村社队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为北京农村政策的调整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该文件改变了之前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按照中央和北京市委精神，延庆县委认真纠正延庆县出现的“左”倾错误，局势得到一定好转。
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文件精神，延庆县委着力解决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五风”问题，纠正“左”的错误。1960年12月7日至14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精神，结合县、社存在的“五风”问题，认真检查和分析了其根源和危害性。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纠正。
1961年3月，延庆县委以永宁公社为试点，调整公社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的三级管理制度。公社对大队实行三包，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六到田，同时实行五定。公社与大队抓全年和季度计划，大队管粮、管账、管分配，生产队抓季度和临时性计划。不久，县委将全县4个大公社调整为27个小公社，生产大队由原来的29个调整为349个，后又调整为358个大队和1145个生产队，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同时，对土地、牲畜、马车、林地等所有权重新划分，处理了相关债务。
与此同时，延庆县委要求各公社、大队建立逐月公布财务收支的制度，实行民主监督。公社管委会按照“两放、三统、一包干”的原则，对各大队财务收支状况进行统一计算、逐项核实。
1961年5月，北京市委在写给全市农村党员的公开信中指出吃不吃食堂都自愿，吃不吃食堂都是拥护社会主义。当月，延庆全县取消供给制，并根据群众意愿，停办769个食堂中的679个。至8月，公共食堂全部停办。同时，恢复了高级社时期“评工记分”的按劳分配方式。8月下旬，县委开始纠正“一平二调”，并在康庄公社榆林堡大队进行了退赔财物工作试点。到11月底，全县共退赔实物折款271万元、房屋35302间、土地4187亩、牲畜533头、家禽2929只、各种建筑材料5415件，广大社员对此反映良好。
此外，延庆县委还鼓励社员在巩固和搞好集体经济前提下，适当开展养猪、养鸡和其他家庭副业生产，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农业生产严重滑坡的局面。
通过纠正“左”倾错误，延庆县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问题得到初步遏制。
“反右倾”斗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合称庐山会议）。由于中央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庐山会议从开始阶段的纠“左”很快转向了“反右倾”。8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日，北京市委印发《关于立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紧急通知》。8月16日，中央下发《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之后，“反右倾”斗争迅速展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