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敏
我们常常以为，盛世之下必然是安稳太平、人心安定，但有一本经典著作，却带我们穿透繁华表象，看见康乾盛世背后隐秘的焦虑、猜忌与恐慌。这便是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以清宫档案的历史史实为基础，剖开古代社会的治理逻辑、阶层矛盾与人性底色，带领读者抽丝剥茧地分析历史表象之下，制度、人心与权力的深层博弈。
“叫魂”案的出现和变异
书里的案件故事发生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的江浙地区，可以说是发生在康乾盛世最鼎盛时期的最富庶之地，案件起于德清县的一桩“叫魂”小案，本是一桩民间纠纷，一个农夫希望负责德清水门工程的石匠能够帮他“叫魂”，以惩治自己的不孝子孙，石匠因怕受到构陷选择将农夫扭送县衙，但当地官府只将案件定性为迷信行为，在判决中并没有考虑本案的舆论影响，以致于“叫魂害人”的说法愈演愈烈。
在传播的过程中流言发生了形式与对象的双重变异，形式上从造桥筑坝演变为了更加恐怖、更具传播性的剪人发辫，指向对象上从石匠转变为了流民僧侣这类没有固定居所和生产资料的流浪者。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我们眼中的“盛世”，在当时普通人眼里并不一定美好。因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进而加剧了阶层内卷和生存压力，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空间更小了，而为了避免被外来者挤压生存空间，人们当然性地敌视流动人口。
“叫魂”案的升级和落幕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叫魂”流言变成了一种百姓排除异己的武器，随着流言的发酵，整个江南百姓的生活逐渐陷入停滞，短短几个月，大半个中国都人心惶惶。各地的基层官员为了防止群体性暴乱事件的发生，更加不敢澄清流言，而是顺应民意，开始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炮制冤假错案，将被冤枉的“叫魂妖人”强行收监。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官员、山东巡抚富尼汉，他为了证明自己具备敏锐的政治敏感性，拼凑属下严刑逼供的证词，断言“叫魂”流言背后存在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邪教组织，并未经证实、贸然上奏。而这也确实触及了乾隆皇帝内心最敏感的神经，乾隆皇帝很快认可了“叫魂”邪教组织的存在，并迅速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叫魂”邪教的政治清洗。
在最高指令的压制下，各地官员开始了不同形式的行动，去寻找这个本不存在的邪教组织。比如，江西巡抚吴绍诗的“忙”而不动，皇上下旨后，他回复文件说在认真查了，再问就说已经查到寺庙了，皇帝用文件指挥他，他就用文件应对皇帝，实际上并未开展实质的行动。再比如，江苏按察使吴坛的刻意转移重点，他利用在苏州“发现”的两个已经被朝廷取缔的教派活动，刻意夸大这些民间教派的威胁，从而将侦查重点从难以查证的“叫魂”邪教转向这些实际存在的教派。
可想而知，“叫魂”案就在这样千疮百孔的政治体系下，最终在军机处大臣的审理中破绽百出，发现所谓的“叫魂妖术”，不过是一场凭空捏造、以讹传讹的荒诞闹剧，案件不了了之、潦草收场。
“叫魂”案的思考和反思
我们不难发现，本书最发人深省、最具现实警示意义的，从不是百年前那场离奇的妖术风波，而是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治理逻辑与权力启示。它让我们深刻反思，看似无关紧要的民生小事，为何会因漠视推诿演变成影响全局的矛盾隐患？经济发展的亮眼数据之下，为何可能暗藏群众急难愁盼的痛点与基层治理的堵点？扭曲的政绩导向、层层传导的压力、群众诉求的梗阻，又如何相互叠加、损害干群关系、动摇发展根基？这本跨越百年的经典著作，至今依然振聋发聩。它警示我们，所有工作中的问题与失误，追根溯源往往都能找到政绩观的偏差，历史从来不是尘封的往事，而是照亮我们当下履职之路的明镜。
在封建帝制下，讲究“恩威皆出于上”，在这样的政绩观下，不管多么合理的制度都会在逢迎上意中被扭曲、错用，但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与封建帝国不同，当前我们的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相统一的，而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才能在坚定落实党的决策部署中实现人民利益的集中考量，也只有真切回应群众需求，才能为上级决策提供实践依据，我想这是我们党不管在多么恶劣的社会环境下都能够带领人民走向胜利的关键，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履职之路上所有难以抉择的问题应有的答案。
（作者为区委办公室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