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淼
美国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1993年—2003年抵近观察并深入访谈了12个家庭，用十年时间深入了解这些家庭中9—11周岁孩子的成长历程，揭示了美国在不同种族、阶层之间，不同的教养逻辑深刻嵌入社会结构，无形中造就和传递了代际的不平等，并在孩子获取机会与资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种维度：观察不平等怎样产生
通过考察不同家庭的生活状态、成员关系、社会活动，本书阐述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对孩子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同、日常对待孩子的言传身教不同，最终将影响到孩子未来能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具体而言，作者观察到了三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生活的有组织与无组织。在高收入家庭，父母为孩子的日常生活制定了一整套计划，包括完成课业、报名兴趣班学习、参加比赛、参与社交活动等，家长有步骤地塑造孩子的认知、习惯、兴趣爱好、社交圈子，像推进“项目”一样推进成长，为孩子生涯规划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但孩子和家长的感受普遍是很忙、很累。而在低收入家庭，受经济、时间精力等因素制约，对孩子的家庭教育相对粗放、宽松，大量的时间用来自由玩耍，与亲友邻里孩子互动，家长只提供基本照料，不去刻意规划孩子的发展，孩子的成长更多是靠自发自觉，在后来的观察中，有一些孩子能够通过努力向更高阶层爬升，但还有很多孩子复制了他们父辈的生活轨迹。
第二，语言的在场与缺失。在高收入家庭，父母会更多地选择通过语言交流来与孩子互动——包括谈判磋商、征询意见甚至是简单的牢骚抱怨，孩子发现自己的看法会受到他人的尊重，他们的思想会被认为是有趣的和重要的，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孩子的权力会被“过度放大”，有时他会拒绝父母正确的意见。而在低收入家庭，父母更笃信言简意赅，更偏重向孩子发号施令或者直接付诸行动来表达——例如体罚。作者认为，语言交流对于孩子适应成人社会而言至关重要——说话在知识和见地上培养了孩子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他们步入成人社会后的自如感，比如提升词汇量、阐述自己的观点，试着讲道理，捍卫自己的权利，乃至向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坦然提出诉求、挑战权威。
第三，外部交往的主动与被动。这主要体现在家长同学校打交道的方式存在差异。高收入家庭的家长会倾向于主动干预和过问学校教学，替孩子维权、沟通，潜移默化训练孩子“规则可变通、为我服务”的权利意识。而低收入家庭的家长在和学校打交道时则显得很局促，他们对专业词汇一知半解，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建议，无法对孩子的个性化成长提出需求，面对家校关系不对等的现实，陷入焦虑但无力的境地。家长善于说理和协商、与陌生人合作且应对自如，孩子自然耳濡目染，逐渐掌握谈判、申诉、抗辩等沟通技巧，这恰恰是进入社会后十分重要的特质之一，而一味被动地接受规则约束，在激烈的竞争中就会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
一个思考：如何缩小差距
《不平等的童年》观察的是美国家庭，但它所论述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身边同样有所表现。人口庞大的留守儿童，被AI、短视频狂轰滥炸的课余生活，没完没了的比赛、考证、评级，层出不穷的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不同的童年生活，造就了不同的人生体验和成长阅历，也无形中为孩子们勾画出迥异的人生道路。完全消除童年的不平等，在技术上无法实现，但通过教育观念和手段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种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通过完备的公共教育推动资源普惠，让那些通过付费才能习得的知识变得不再昂贵。面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针对性指导，打通家校协同育人的障碍。持续缩小城乡差距，抵消社会阶层、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先天差异。通过采取类似这些举措，让教育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可及、便捷，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惠及不同的孩子。
几点启示：作为家长的思考
作为家长，读过这本书后，在处理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营造家庭氛围、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等方面，也有一些启发和认识。
首先是适度的规划。既要避免毫无章法的“散养”，也要避免过度内卷、盲目搞“军备竞赛”，应尊重孩子的意愿，结合自身天赋、性格制定成长目标，有取有舍，有收有放，让天性引导兴趣，而不是把兴趣培养成负担。
其次是开放的氛围。构建更加包容、平等的沟通环境，通过充分表达增进理解，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挑战，拓展视野、增长见识、经历锻炼，提升抗压、耐挫的心理素质。
最后是平和的心态。摒弃鸡娃或躺平这种非此即彼的虚假二元对立，人们总是说孩子的教育是一场修行，但其实更应是一种试炼，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巴菲特所说，“与时间做朋友”，从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设计者，变成一路同行的参与者、见证者，从容陪伴成长，慢慢看见答案。
（作者为区人大办公室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