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飞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约20万字。1936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随后赴英留学，1938年写成博士论文，1939年在伦敦出版。这本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打破了当时人类学只研究“原始部落”的传统，将目光投向具有高度农业文明的本土社区。《江村经济》语言平实朴素，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普通村庄，却体现出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深刻洞察。时隔近九十年重读此书，既能触摸传统乡土社会的运行脉搏，也能为当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找到历史参照。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并非偶然，费孝通一生以“志在富民”为学术追求，而《江村经济》正是这一追求的开篇之作。从开弦弓村的土地制度与蚕丝业出发，他始终在探寻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
土地制度
开弦弓村90%以上的土地用于种植水稻，村民世代以农业为生。书中揭示了当地独特的土地制度：土地被划分为两层，即田面及田底。田底是所有权，田面是耕种权，加上当地也有雇工经营的情形，因此出现了田底所有者、田面持有者和实际耕作者三类角色。
从表面结构来看，这和当今推行的农村耕地“三权分置”有几分相似，但性质却截然不同——当时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地租高达土地产出量的40%，本质上是地主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手段；而当今农村耕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既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又放活了土地经营权，目的是促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是惠农利农的制度创新。
乡村产业
在当时的土地制度下，单靠农业不能维持生计，由女性主导的蚕丝业成为农民家庭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形成了“农工相辅”“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然而，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国际生丝价格暴跌，加上日本生丝和人造丝的冲击，本土蚕丝销路被挤垮，农民收入锐减，普遍陷入贫困。
为了破解困境，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组织村民创办了合作丝厂，引进现代机器，实行农民入股、民主管理，利润按股分红、按劳分配。工厂一度经营良好，最终却走向失败。费孝通在书中分析了三点原因：产品质量虽好却打不开市场；工厂将盈余用于扩大再生产时，村民看不到长远收益，不愿再缴纳股金；城镇工业兴起导致技术人才外流。
合作丝厂的兴衰，折射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外来模式再好，若不能在乡土社会扎下根，终难持久。乡村产业振兴不能移植盆景，而要深耕本土。必须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土”是立足乡土资源，“特”是突出地域特色，“产”是真正发展成为产业。实践中，要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其联农带农的纽带作用，完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设者，真正激活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行稳致远。
乡土社会与治理
开弦弓村是一个血缘与地缘高度重合的熟人社会，村民日常打交道的对象是邻居和亲属，这种交往承载着情感慰藉，也延伸到生产互助、资金周转和矛盾调解等方方面面。村民日常极为节俭，却在婚丧礼仪上格外舍得花钱。在他们看来，这笔开支不是个人消费，而是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是一个家庭在村里“面子”的直观体现，是确认自身在熟人网络中位置的方式。这种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同样体现在村庄治理中。费孝通观察到两条并行交织的秩序，一条是家规家训、人情伦理、约定俗成的规矩等构成的内部规范，另一条是保甲制、村政府等代表的外部行政权力。二者时有冲突又相互渗透，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的运转。这一观察蕴含着深刻的洞见——乡村治理从来不是单一逻辑可以支撑的，而是多重秩序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费孝通当年发现的是乡土社会“何以运转”的命题，那么新时代“三治融合”回答的，则是在党的领导下“何以善治”的时代课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拓宽基层各类组织和群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这一部署深刻体现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鲜明导向。其中，自治是基础，重在发挥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作用；法治是保障，重在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德治是支撑，重在以家风家教、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三者并非简单相加，而是有机融合、协同发力，推动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合上这本书，费孝通写的不仅仅是开弦弓村，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村庄的缩影。《江村经济》至今仍能照见乡村发展的深层逻辑。从土地制度到乡村产业，从熟人社会到治理机制，《江村经济》提供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样本，更是理解中国乡村的方法论。重读经典，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从中汲取智慧，在新时代更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作者为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