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利
太行有八陉，是源于太行山中多东西向横谷（陉），著名的有轵关陉、井陉、太行陉、滏口陉、白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古称太行八陉。即古代晋、冀、豫三省穿越太行山相互往来的8条咽喉通道，是三省边界的重要军事关隘所在地。
太行八陉中第八行是军都陉。自古以来军都陉是京师通往大西北的唯一陉道，这条陉道就是居庸关关沟，位于太行山山脉和燕山山脉的分界线，也是京师门户。军都陉的位置非常重要，战略地位极高，是集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民族于一体的孔道。本文把军都陉重要战略位置和历史地位总结为不同于其他七陉的六大特点分述如下。
特点一：军都陉是两山脉分界线且筑有长城
古代，太行山脉绵延横跨如今河北、山西、河南三省，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中国地形的第二阶梯在此过渡到第三阶梯。山脉中有很多受河流切割自然形成的山谷，这些谷便称为“陉”，进一步说，太行八陉就是太行山系中八条东西横贯的峡谷，从西南到东北在居庸关关沟西侧戛然而止。
燕山山脉东以古北口与燕山相邻，海拔1500米左右。以低山为主，山体分散，相对高差较小，山势略缓。较高的山峰有海陀山等，到居庸关关沟东侧戛然而止。在地理学上将这条峡谷作为太行山与燕山的分界线，即为军都陉。
广义讲，军都陉是从南口进入，经居庸关、八达岭隘口，在北边的大海陀山和南边的老虎嘴山之间的怀来谷地西行到宣化延伸到张家口，一直到山西大同的运城县下辖的稷山古城，这是整个军都陉的脉络。军都陉，为太行八陉之八，乃《吕氏春秋》之“有始”篇与“淮南子”之“地形”篇中都提到“天下九塞”之一。
军都陉不仅是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三大地貌的交汇点，也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的分界线。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北京通往宣化、大同、内蒙古乃至蒙古、俄罗斯等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这里见证了许多王朝的兴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用也十分突出。
从沿线分布的黄帝城、帝泉、蚩尤寨、定车台、山戎文化陈列馆、古崖居、上下板泉炎黄之战等遗址可以看出军都陉的历史厚度。
狭义讲，军都陉是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古城到延庆区的岔道古城一条近40里的关沟峡谷。这条峡谷称居庸关关沟。又称军都关，北齐称纳款关，唐曰蓟门关。其地层峦叠嶂，形势雄伟，悬崖夹峙，巨涧中流，奇险天开，古称要隘。此陉在遥远的古代就是出燕入晋北去内蒙塞外的咽喉之路。狭义的军都陉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军都陉从北至南构筑了五道关口，关卡重重，所以军都陉又被称为关沟。秦、汉、隋、唐为幽蓟屏障，辽、金、元、明为京畿锁钥，自古为中原通向塞外孔道，南北各民族交流枢纽。达官贵人，商贾行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军都陉沿途民众多以开店、放脚、小本经营、采石为业。清宣统元年（1909）京张铁路通车后，少有路人经过，沿途的生意大大减少，沿线地少田薄，生计维艰。随着旅游人士逐年增多，军都陉沿途最早开发了旅游业。为适应招揽游人的需要，有好事者编凑出“关沟七十二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名人轶事，包括政治、军事、文化、贸易活动均与这里的景物有关。
在军都陉中，居庸关古城，西侧是太行山山脉，东侧是燕山山脉；上关古城西侧是太行山山脉，东侧是燕山山脉；八达岭关城南侧是太行山山脉，北侧是燕山山脉，可明显看出这条分界线。更令人叹服的是太行山和燕山在八达岭和居庸关都筑有长城。八达岭以关城西门划分，从关城向北到北四楼，北八楼，北十楼再到青龙桥长城，水关长城，是在燕山山脉（军都山）；八达岭关城向南到南四楼，南七楼直到石峡关长城是在太行山脉。在居庸关从关城划分，东侧居庸关长城坐落于燕山山脉延续到延庆的大庄科长城；西侧从第一楼到十六楼直到紫荆关长城是在太行山脉上。
特点二：军都陉是中原民族通往草原民族的孔道
从历史上看，在太行八陉中，军都陉是唯一农耕民族直接通往草原民族的孔道。这条军都陉孔道出八达岭到怀来、宣化、张家口、大境门、张库古道、内蒙古。虽然有八达岭长城和居庸关长城以及五座关与城的层层阻隔，但对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交流和来往是畅通的。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长城是一个战场，而民族关系相对缓和时期，长城关口，便成了长城两边各民族重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场所，甚至在战争时期，也不能完全阻隔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军都陉，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而长城以南的中原各族则是以农耕为主。以长城为纽带，农牧民族频繁交往，使得游牧人口的南迁、农耕人口的北移，形成民族大融合。农牧社会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得以实现，以前草原民族“不知桑榆不种麻”，通过与农耕民族的来往交流，使得草原民族不仅能以放牧为生存，还学会了种庄稼。军都陉这个农耕民族通向草原民族的通道，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也是大一统文化形成的重要通道。
古代，军都陉在历朝历代都是必争之地，统治者都想守住这条峡谷防止外敌的入侵，但残酷的历史又把若干个朝代葬送在此处。辽国的版图里，北京当时称为南京或燕京。历史上，曾经金进攻京城，辽据守住居庸关。当金兵攻到居庸关前，还没开战，山石崩塌砸死了守关的辽兵，金人不战而胜。至今居庸关水盆石遗存有辽代石刻，这处石刻的遗存，改写了军都陉没有辽代摩崖石刻的说法，真真实实地证明了军都陉在辽代就是京畿锁钥，自古就是中原通向塞外的孔道，更是北方与中原交流的枢纽。
元进攻时，金吸取了教训，知道了居庸关的重要性。在南北出口铸铁城门派精兵驻守，令元军犯了难。元军大将札八儿找了条树林中的小道，仅容人马穿过，让士兵们不作声响，采用偷袭的办法，趁着夜色逼近。元军日暮进入山谷，黎明到了南口城，金鼓之声齐鸣，守城的金兵从梦中惊醒，以为神兵天降，大败而逃。后来元代常出入于关沟，往来于大都与上都之间，南口和这条关沟便成为了派兵戍守的要地，军事机构也由千户所升级为万户府，在关沟中曾建关隘，各要塞均增加驻守兵力。政权稳固后，皇帝冬天在北京元大都摄理朝政，夏天在蒙古元上都理朝政，冬夏来往都要从此路过。所以在关沟不仅建有保卫京城的居庸关、上关，还有南口和北口八达岭、岔道城等。从内蒙古到北京几千里官道，汇集了蒙古大大小小的王爷到北京年年岁岁朝拜进贡，同时辐射出大大小小的商人，到蒙淘金，以及南北货物贸易往来。因为过往商队多，这里的关和城也就兼顾驿城，也可以供来往官员商人驻足。
明代政权不是十分稳固，经常发生战事，关沟古道是将士们出征讨伐北方民族骚扰的重要军事通道。特别是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八达岭关城建成。穿城而过的古道确立了首都通向西北乃至国外的交通大动脉地位。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北方丝绸之路“张库大道”（张家口到库伦，库伦即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正式形成，使关沟古道随即成为北京通往张库大道的重要陆路连接线，关沟古道担负的经贸往来也就更加繁忙了。
清顺治元年（1644年）修筑大境门，张库大道由此更加兴盛。这个时期运输货物的工具主要还是骆驼和牛车（民间称为老倌车）。骆驼商队每年秋季出发，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这些商人初时统称“通事行”，清末改称旅蒙商。旅蒙商从内地的北京和杭州、苏州等地采购绸缎、布匹、米面、纸张、砖茶、生烟、红糖、瓷器、铁器、蒙靴、鞍具、小百货等，与牧民交换回马、牛、羊、皮张、绒毛、药材等，与俄国人交换回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等。在张库大道上经营的商户，清初80家，道光年间260家，同治年间530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加强了内地与草原民族的交往。
1909年，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和修建的京张铁路竣工通车，加快了张家口与北京的商品流通速度；1918年，我国第一条国有公路张库公路也建成通车。京张铁路、张库公路开通后，张家口对内蒙古、库伦及俄罗斯的贸易发展至顶峰。从此，火车和汽车队取代了骆驼队、老倌车队。穿越关沟的这条长城古道已经成为通往我国大西北和俄罗斯、欧洲的关键节点。这条古道见证了交通运输工具从简单到复杂，从骆驼和老倌车队运输到火车、汽车运输的发展历程。
军都陉是太行八陉中随时代变迁变化最大的一陉，这条陉道和其他七条陉道截然不同，是联通塞外与中原的陉道。自古就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
特点三：军都陉沿线设防关口多
居庸关关沟（军都陉），是守卫京城的重要屏障。这条40里长的峡谷建造有五座重要关城（还有若干小关口），所以叫关沟。
关沟中的核心是居庸关关城，处在关沟的中部，其地理位置独特，地形险要。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即在边防设“关”“塞”，燕国“居庸塞”为诸塞之一。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有“居庸”的记载。秦代设关，汉时建关并设城。
明代是居庸关的发展时期。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建居庸关关城，系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规划创建。明景泰初年（公元1450年—1454年）及其后又屡经修建。居庸关关城设有南北两座城门（均设瓮城），城门的门楣上均有“居庸关”匾额。
居庸关城地处两侧高山，中间狭窄的险要地形。关城墙体跨越水道时设双孔水门，水门上设闸楼，用以调控内外水量。洪水季节开闸泄洪，枯水季节关闸蓄水，水门桥墩为南北尖状，以利于减少洪水对水门的冲击力。
南口，是居庸关沟天然南出口。作为这条关沟和居庸关的南大门，在关沟这条南北古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南口地处关沟南端两侧山脊逐渐消失地段。南口城兴盛于明代。明永乐二年（1404年）建南口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加固与扩建。《西关志》载：“南口在居庸关南十五里，其城跨东西两山，下当两山之冲，为堡城，周围二百丈五尺，南北城门城楼二座，敌楼一座，偏左为东西水门各一空。护城东山墩一座，西山墩三座，烽糇九座。隆庆卫地方，里口紧要。”南口城并不与长城墙体相接，为长城里口。南口军事防御体系较历代相比规模最大，也最完备、最坚固。南口不仅仅是一座军事防御的城堡，和平时期也是一处边贸物流的长城驿站，商业街市。正所谓“关南锁钥，民庐市廛，颇为稠密。”
八达岭关城是居庸关关沟的“北口”要塞，古人云：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八达岭关城位于40里关沟北端的两山交汇出口处，关城北侧是燕山山脉，南侧是太行山脉。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经略边务大理寺右少卿吴一贯规划创修八达岭关城，副总兵纪广负责督造，于次年告成。嘉靖十八年（1539年）重建东门；万历十年（1582年），重建西门。
八达岭关城城墙高大厚实，平面依地形布局，为不规则长方形，南北向窄，东西向长，其中西城门与南、北两侧山体的长城墙体相连，各建敌楼一座，敌楼与关城构成掎角之势。东西两门相对开设，相距63.9米，城内面积5000多平方米。关城东西城门平台下部用10余层花岗岩条石垒砌，上部城砖包砌。城内原有守备公署，察院公馆及军事营房等建筑。
上关城位于居庸关北、五贵头南、关沟中部。这里并没有长城墙体，但自古即是四十里关沟两山夹持很狭窄的一处关口。
元代在北京建大都，在河北张北县建中都，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建上都。元代皇帝夏天到上都或中都理朝政并避暑纳凉，冬天回到北京办公，关沟是来往的必经之地，因此在此设上关城合乎情理。
八达岭长城以南有水关长城。很多人不知道“水关长城”为现代命名，该处长城古称“石佛寺口”。《四镇三关志》载：“石佛寺口，永乐年建，草花顶迤南，通步，缓。”从地势看，该处两侧山体夹持一道沟谷，即石佛寺沟。沟谷内溪流由北向南汇入关沟，这道沟谷并不简单，古时是通往延庆方向缙山古道分道处。长城在这里呈V字形布局，石佛寺关口即位于最低处。过去关沟中的两侧山体中多有山泉水不断汇入，形成关沟河谷，是北京温榆河的源头之一。明代建造长城，遇到需要跨水的特殊地形时，多建有“水关”。明代建造石佛寺口水关时遇到这一特殊地形，不得不煞费苦心，想出了建造水关这一妙法，就是把水关城门的箭楼建在水下，只露出上面的大门楼，士兵可以在上面站岗放哨，下面大门紧闭，水被挡在门外，一旦敌人进攻关城则从上面打开水门以淹死敌人。
岔道城是出关沟北口八达岭长城之外的一座古城堡，是八达岭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存城墙的裸露部位即可看出多次修筑的痕迹，包括夯土部分、块石包砌部分。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廷采纳大臣王士翘加强边关军备的建议，重修岔道城堡，后于隆庆五年（1571年）加固岔道城城墙，在墙体外包砌青砖，即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貌。岔道城为宣镇南山线上的重要城堡，为驻兵城。《四镇三关志》记载，岔道城设有守备衙署。岔道城根据山势和地形依北山偏东南方向的山势而建，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堡设东、西城门，分别有“岔东雄关”“岔西雄关”门额，万历三年（1575年）题款；岔道城是居庸关及八达岭关的军事前哨，其作用不可小视。古人评论其重要作用：“守岔道，所以守八达岭；守八达岭所以守居庸关；守居庸关所以守京师”。足可见岔道城的重要。
特点四：军都陉沿线多寺庙
军都陉（关沟）历史久远，历经的朝代多，这里地位重要，不同朝代在沿途多建庙宇，祈求平安。
据相关文献记载，明代以前在八达岭关城外北山麓有一座望京寺，寺庙中有一尊丈余高的石刻大悲佛像，称望京寺慈悲大佛，建于元代。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因欲在这里修建长城和关城庙被拆毁。
在弹琴峡北，石佛寺口（现水关长城）出口有一座石佛寺，建于元代，1900年被八国联军烧毁。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石佛寺于石佛寺村西400米，为仿清式建筑。该寺为两进院落，前院为后补建，西侧供奉原石佛寺石佛五尊。该五尊石佛于1985年修八达岭公路时出土，当时被安放在弹琴峡隧洞北口公路下，金鱼池西南。1997年7月，因修八达岭高速公路，被移至仿建的石佛寺门前。五尊造像皆雕于元代，面东背西，皆为坐式。坐于长方形花岗岩须弥座上。
后院为石佛寺本体，现存正殿、东西配殿、东西配殿耳房。东配殿供奉“华严三圣”，西配殿为“关帝殿”。东西配殿耳房面阔两间，进深一间。
在居庸关关沟弹琴峡隧道北口石阶下有一个小龛洞，这就是著名的关沟七十二景之一的“弥勒听音”。龛洞口上方刻有“弥勒尊佛”。弥勒石像刻工粗犷，高1.45米，宽1.35米，石像成于元代，距今700多年。1939年日本侵略中国，在此铁路改线，石佛埋于路基下。后因修建公路，石佛得以重见天日。
在关沟中弹琴峡，五贵头西山峰的半山腰间，面东向古道山壁上有一座天然山洞，分上下两洞，建有单坡重檐歇山式建筑，上为观音阁，下为关帝庙，始建于元代，清代重建。寺庙的院落有一座山门，山门是一个内方外圆的门洞，有2米高，顶部是明清建筑式样的单檐歇山顶。寺庙院内，庭院小得只能站下一个人。抬头仰望，庙宇建筑在山崖上，建筑青砖灰瓦，檐廊带有中式不同造型的孔窗，向东面古道的木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显应着雄关盛德至今昭文武；下联：威灵当紫塞英风自古镇山川”；横批在歇山屋顶的上一层横梁上曰：“有求必应”。
东山峰的魁星阁是一座四角攒尖屋顶的亭式建筑。建筑的四角由四根木柱支撑，下面是台基，南向有一个拱券门可供人出入亭内。亭内是一个大型石碑，石碑上载有刻字。面西向古道一侧（西侧）是中式窗，上面悬挂宽大的木质匾额，上有文字（被侵华日军毁掉）。
居庸关云台，又称“云台石阁”，是一座过街塔的塔基，位于居庸关关城内，元代初建时，台基上面有三座滤波式白塔（象形于妙应寺白塔，明代时三座白塔毁于地震），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至正五年（1345年）落成。建造过街塔时元徽宗指定四名藏族人作为云台的设计和工程指挥。居庸关云台是一座下大上小的汉白玉石台座，呈长方形，南北券门外侧的两边雕刻有四个圆形交杆浮雕，其正中为大鹏金翅鸟。左右对称雕刻有鲸鱼、龙子、童男骑怪兽和二象等“六拏具”图案。
居庸关云台券门内壁的顶部雕刻有5个曼陀罗图案，斜顶部雕刻有十方佛图案，曼陀罗和十方佛之间雕刻有千佛。两侧垂直的内壁雕刻有四大天王造像，东西两壁各有两尊。在四大天王造像之间的两面均有石刻文字，其中一侧为藏文、梵文、汉文、八思巴文、维吾尔文和西夏文拼写的《陀罗尼经咒》；另一侧为藏文、梵文、汉文、八思巴文、维吾尔文和西夏文记载的《造塔功德记》。居庸关云台券门内壁的五曼荼罗的主尊佛像，由北往南依次为：释迦牟尼佛（如来佛）、阿弥陀佛（菩萨形）、阿佛（菩萨形）、金刚手菩萨、普明菩萨。其中除释迦牟尼为佛祖之外，其他四菩萨在此显现，则有四方教主的意思。五曼荼罗连同其他佛像，共197尊。十方佛的每方佛周围还分别刻有小佛102尊，共计小佛1020尊，取千佛之意。这些小佛，是明朝正统年间，修建泰安寺时，由镇守永宁（今延庆区永宁镇）的太监谷春主持补刻的。连同十方佛下的菩萨、比丘，券顶两侧共有刻像1060尊。居庸关云台的造像和文字是藏传佛教空前的佛教艺术经典。
史料记载，到明正统四年（1439年），明英宗朱祁镇下令，在居庸关云台上修建了一座寺庙，名为泰安寺，寓意国泰民安。到康熙四十年（1702年），泰安寺因夜里烧香失火，在一夜之间化为了灰烬，只剩下了这一座孤零零的云台。
敕赐和平寺，位于关沟南口西5公里的龙凤山脚下花塔村。敕赐和平寺由唐代名将尉迟恭临建，由唐太宗李世民御笔亲书。古有先有和平寺后有潭柘寺之说。相传1000多年前三国末、晋初就修建了敕赐和平寺，传说有一个小姑子庵在白羊城，因交兵作战遭到破坏，僧人自养两只白鸽放出后落在龙凤山顶，后来就在此山下修建了和平寺，以后唐、宋、元、明、清各代都进行修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