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思琦 吴冰
在太行山与燕山相拥的苍茫大地间，一条蜿蜒20余公里的古道横亘京张之间，它便是军都陉，而我们更熟知其另一个名字——关沟。作为太行八陉中最北端的通道，这条被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山河通衢，南起北京昌平南口，北至延庆岔道城，既是晋陕北部及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往来的咽喉要道，更是镌刻着中华数千年文明印记的历史长廊。
这里，砖石之上印刻着金戈铁马的铿锵回响，山谷之间回荡着驼铃悠扬的和平乐章；这里，见证了不同民族从碰撞到交融的伟大历程，演绎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对话共生的壮丽诗篇；这里，古老长城既是御敌戍边的军事屏障，更是连接南北的文明纽带。关沟古道，如同一部立体的史书，在层峦叠嶂间铺展，诉说着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永恒主题。
雄关叠翠：锁钥京畿的军事天险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提及关沟，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其固若金汤的军事防御体系。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八达岭长城是中国长城的象征，但从军事战略视角审视，它还是明代关沟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一环。这条20余公里的古道上，五座关城依次排布，构成了“南口为唇齿、居庸关为咽喉、上关为双肋、八达岭为拳锋、岔道为藩篱”的五重防线，层层递进，拱卫京畿，成为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绝险天成”。
据了解，关沟的军事价值，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凸显。当时，燕国在此设塞，居庸关成为燕国西北边境的重要屏障。延庆地区发现的大量玉皇庙文化遗址，印证了这一时期山戎族的活跃。据考古学家考证，玉皇庙遗址是山戎族的重要墓葬区，出土的青铜兵器、车马器等文物，展现了这个古老游牧民族的强盛。公元前664年，山戎入侵燕国，齐桓公应燕庄公之请，率军经关沟古道北上救援，这场军事行动不仅遏制了山戎的扩张，更让关沟古道的战略地位首次载入史册。
“延庆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交流碰撞的地带，从春秋战国的山戎到后来的辽金元，多数时期都处于北方民族活跃区，而关沟古道便是南北往来最重要的交通要道。”长期研究延庆历史的区文物局研究馆员范学新介绍，关沟古道不仅是军事通道，更是连接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关键枢纽，其得失直接关系到王朝兴衰。
时光流转至明代，关沟的防御体系建设达到顶峰。明朝廷在古道沿线修缮长城、构筑关城，形成了分工明确、相互呼应的防御网络。岔道城作为八达岭的“藩篱”，驻扎着守卫八达岭的军队，一旦战事爆发，驻军可快速驰援八达岭，并拦腰截断敌军后路，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岔道城东西城门分别名为岔东雄关、岔西雄关，道路在此分岔，一岔经榆林驿至张家口，一岔经延庆至张家口，还有一岔是石佛寺古道，也是当年的皇室御道。”致力于长城文化研究与保护的长城文化学者孟宪利站在岔道城东城门上，指着远方的山峦介绍道，这座明代建成的军事城池，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关沟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关沟古道再次成为民族危亡的主战场。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京，企图沿平绥铁路向西北扩张，进而实现“三个月亡华”的妄想。中国军队第13军6万将士毅然奔赴关沟沿线，在南口、德胜口、横岭城、长峪城一线展开殊死抵抗，这便是载入史册的南口战役。
“这场战役打得相当惨烈，中国军队在长城防线与侵华日军奋战18天，最终以伤亡3.3万人的代价，歼敌1.5万人，成功阻滞了日军西进南下的计划。”昌平博物馆原馆长邢军回忆起这段历史，神情凝重。南口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的战略企图，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曾发表短评：“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延庆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历史教研员温廷军则深刻阐释了这场战役的精神内涵：“长城抗战和血战南口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敢于亮剑的勇气，是‘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铁血丹心。这些爱国官兵的正义之举，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精神缩影。”经过战火的淬炼，长城不再仅仅是砖石砌成的物理屏障，更凝聚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钢铁意志，长城精神的内涵也因此得到极大丰富和升华。
如今，漫步关沟古道，残垣断壁间仍能感受到当年的烽火硝烟。八达岭长城的垛口依旧巍峨，居庸关的城墙依然厚重，岔道城的街巷留存着战争的印记。这些军事遗迹，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那段浴血奋战的岁月，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文明交融：和合共生的历史见证
关沟古道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军事防御与贸易交通功能，更在于它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碰撞到融合的伟大历程，诠释了“和合”二字重于千钧的分量。这条古道，如同一座文明的熔炉，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在此交融汇聚，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
延庆地区作为关沟古道的重要节点，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地带。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戎，到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与中原汉族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关沟古道作为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成为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在物质文化交流方面，关沟古道推动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补共生。北方的牲畜、皮毛、药材等物产通过古道进入中原，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而中原的茶叶、丝绸、布匹、粮食等商品则传入北方草原，改善了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这种物质上的互通有无，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更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
在精神文化交流方面，关沟古道成为了不同民族文化传播的桥梁。蒙古族的骑射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汉族的儒家文化、农耕文化、建筑文化在此相互碰撞、相互借鉴。三娘子推动的蒙汉互市，不仅是经济上的交流，更是文化上的融合。蒙汉双方在贸易往来中，相互学习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岔道城的变迁，便是这种文化融合的生动写照。这座原本为军事防御而建的城池，在清代以后逐渐转变为多民族聚居的商贸重镇。驻兵就地转业后，与当地百姓、南来北往的商旅通婚联姻，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街道上的商铺既有汉族的传统建筑风格，又融入了蒙古族、回族等民族的文化元素；交易的商品既有中原的丝绸茶叶，又有草原的皮毛药材；人们的语言交流中既有汉语，又夹杂着蒙古语、回族语等词汇，展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场景。
南口战役则从另一个层面诠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融合。在这场保卫民族危亡的战役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爱国官兵齐聚关沟，为了共同的目标浴血奋战。他们不分彼此、团结一心，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在民族危亡之际形成的精神共鸣，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关沟古道上的各民族文化交融仍在继续。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感受长城的雄伟壮丽，体验古道的历史沧桑。漫步关沟古道，山峦叠荡，长城蜿蜒，驼铃声仿佛仍在山谷间回荡，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伟大智慧。正如那绵延的长城，它不仅是物理的屏障，更是精神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
关沟古道，这条长城脉络上的文明交响，将永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奏响悠扬而激昂的乐章，指引着各民族携手同行，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驼铃悠扬：贯穿南北的贸易动脉
初冬的八达岭长城巍峨壮丽，游人如织。在八达岭文化街，一座三娘子像静静矗立，向人们讲述着蒙汉友好、贡市互贸的和平传奇。关沟古道，在历经数百年的烽烟之后，逐渐从军事要塞转变为商贸枢纽，驼铃声取代了战马嘶鸣，茶香酒气替换了刀光剑影，成为连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贸易动脉。这一转变的关键，离不开一位传奇女性——三娘子。
据了解，三娘子自幼骑射双绝、通晓蒙汉文字，被俺答汗纳为王妃后，获封“钟金哈屯”。隆庆五年，她力排众议，力促俺答汗接受明朝“顺义王”封号，双方宣布休兵罢战，通贡互市，史称“隆庆和议”。隆庆和议后，蒙汉之间开通了十一处马市，关沟古道上茶香与马嘶交织，布匹与盐铁流通，百年敌意化作驼铃悠扬。三娘子辅佐俺答汗祖孙三代执政，坚守“息兵安民”政策，在近40年的时间里，始终与明朝友好相处，让长城内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象。她不仅被明朝册封为“忠顺夫人”，更被后人誉为“草原上的智慧女神”。
从八达岭的三娘子像，到大境门的三娘子庙，再到被称为“三娘子城”的呼和浩特，三娘子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在长城内外架起了一座和平的桥梁。她推动的互市贸易，不仅促进了蒙汉之间的经济交流，更增进了民族感情，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蒙汉贸易的日益繁荣，关沟古道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驼道”，而曾经作为军事防御要地的岔道城，也逐渐转变为南北商旅货物往来的中转站。“清代以后，岔道城的防御功能逐渐丧失，驻兵就地转业，开始在此生产生活，原来的军营变成了民居，临街的房屋都改成了商铺。”孟宪利指着一张1907年的老照片介绍道，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岔道城的街道上商铺林立，幌子高悬，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
岔道城之所以能成为商贸重镇，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南来北往的商旅在此歇脚、交易，北方的皮毛、牲畜、药材与南方的茶叶、丝绸、布匹在这里互通有无。“当时的岔道城不仅有商铺，还有驿站和民信局。”孟宪利展示了一份光绪二十七年的内务府封牌单，“这相当于现在的中国邮政，专门传递官府紧急文件；而民信局则负责传递民间信件和包裹，就像现在的快递，极大地便利了商旅和百姓。”
沿着关沟古道向北延伸，贸易的脉络一直延伸到张家口的大境门。这座高十二米的拱形门洞，与其他长城关隘的“关”字不同，它以“境”为名，取自“边境”之意，而“大”字则源于其相较于明代西境门（小境门）更为宏大的建筑规模。“大境门是万里长城和万里茶道的交汇点，也是张库大道的起点。”张家口市大境门景区讲解员董其平介绍道。
张库大道始于明代，盛于清代，衰于民国，它从大境门外出发，沿西北方向经草原腹地库伦，延伸至俄国恰克图，最终抵达圣彼得堡，全长5000多公里，被誉为“草原丝绸之路”“草原茶叶之路”，也是万里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商人从北京出发，经关沟古道来到大境门，在此修整后再沿张库大道前往草原和欧洲经商。”董其平说，张库大道鼎盛时期，大境门内外有店铺商号1500多家，洋行40多家，米、面、布匹、丝绸、茶叶、牲畜、药材等各类商品在此交易，张家口也因此被誉为“华北第二陆路商埠”“北方汉码头”。
据史料记载，张库大道的贸易兴盛时期，每年可为清政府创造1.5亿两白银的财政税收，这一巨额收入让张家口这座城市备受清政府重视，也成为后来京张铁路选址北京至张家口的重要原因。京张铁路的建成，进一步推动了关沟古道与张库大道的贸易发展，让这条古老的贸易动脉焕发出新的活力。
京杭大运河自南向北将江南的茶叶、丝绸源源不断地注入张库大道的肌体，使其成为连接南北的商贸大动脉。如今，站在“一带一路”的潮头回望，张库大道与大运河的千年对话，恰似一首悠扬的史诗，诉说着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永恒主题。
图片：曹海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