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
圣人崇拜，是精神信仰和道德追求的表现方式。与延庆最密切的圣人，莫过于秦时人王次仲，也有史料记为东汉人，但以秦时人为主流。在中国的各种典籍记载中，他是文字改革家，也是大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引的《魏土地记》中，王次仲就具备这两种形象。延庆古人崇尚天地君亲师，异常看重次仲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其演变为延庆之神——大翮神，进行顶礼膜拜。曹魏（220年至266年）时期成书的《魏土地记》记：“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山屋东有温汤水口。其山在县（曹魏上谷郡居庸县城）西北二十里，峰举四十里，上庙则次仲庙也。”曹魏距今1800多年，当时的延庆人信奉大翮神，他是专属延庆地区的本土神灵，世界其他地区所无。大翮神属于山神系列，“翮”是指鸟的翅膀，顾名思义，大翮神就是长着大翅膀的山神，在中国山神领域是突出的文化现象。曹魏之前，大翮神在延庆被崇信多久，是很有故事的悬念。
大翮神之名并非取自大翮山，而是先有大翮神后有大翮山，大翮神名由化为大鸟的王次仲而来，大翮山名则由大翮神名而定。曹魏时期的居庸县城即延庆故城，如今仅存较短城墙遗址。按照汉魏度量标准，一里约为415.8米，即大翮山、小翮山距离延庆故城约8300米，其址就在现今延庆区张山营镇境内。翮山上有次仲庙，也有大翮神，其蔚起的人文令人由衷翘楚。大翮神的原型起自王次仲毋庸置疑，这与各种典籍的记载遥相呼应，次仲庙符合他是汉文字改革家的名号，大翮神符合他是仙人的定位，是延庆地区古代民间信仰的写实。
次仲庙尤其久远，与北京帝王庙、山东孟轲庙、成都武侯祠类似，可以认作是祠庙，用来祭祀卓著的历史人物。次仲文声卓著，得以享此殊荣，理所应当。既然有次仲庙和大翮神，民间必有次仲祭与翮神祭。古代延庆人成群列队，前有锣鼓铙钹的震天动地和笙箫笛管的袅娜悦耳开路，其后跟随高高擎起的黄罗伞盖，再接着地方耆老和乡绅官贵带领的抬供队伍毕恭毕敬，最后是乡民扶老携幼浩浩荡荡，伴随着一路轰天震响的爆竹声，行进在祭拜的山路上，他们的目标是大翮山上的次仲庙与大翮神，那份庄重和情意都异常浓郁。五代十国前蜀（907年至925年）杜光庭《仙传拾遗》记：“今谓之落翮山，在幽州界，乡里祠祀不绝。”即是明证。清代厉鹗《辽史拾遗》记：“（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帝在炭山，诏归化等处守臣，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祀之。于是，诸州孔子庙及奉圣黄帝祠，儒州（延庆）舜祠、大翮山王次仲祠俱为一新。”可见，辽时王次仲祠的祭祀活动依然兴盛，次仲与黄帝、舜帝、孔子地位相当。清代唐执玉、李卫等监修《畿辅通志》记：“秦王次仲庙，在延庆州大翮山。”证明，清代雍正年间，王次仲祠依然还在。自曹魏到雍正（1722年至1735）年，王次仲祠（庙）至少延续1500多年，是延庆地区重要的文脉。
在中国文化史上，王次仲有两个身份。其一是文字改革家，即“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苍颉旧文为今隶书。”他所创造的文字笔画减少、便于书写，即“所易文简”。他所创造的文字能够提高公文处理效率，即“便于事要”。因此深得秦始皇赏识，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多次召其入咸阳担任文职。《方舆汇编·职方典》记载，王次仲所创的是八分书，引用王谙说：“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76年至84年，汉章帝刘炟年号）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可理解为，次仲所创“八分书”以“隶书”为基础的简化，显示出其在文字改革方面的杰出贡献。
当时，始皇帝只知次仲推动文字改革，将其当作出类拔萃的文士进行征召。次仲多次拒绝，他大发雷霆，“怒其不恭”，下令捕获次仲，以“槛车送之”赴咸阳，意在能用则用，否则杀鸡儆猴，以警示不服皇命者。他对敕使说：“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当杀之，持其首来，以正风俗，无肆其悍慢也。”
明代赵撝谦《送赵中孚诗卷后序》记：“程邈、王次仲、史游、蔡邕、钟繇、王逸少、欧虞褚李之志于书，皆极其至，而沉潜笃乐者，故其名华于后，历千万代而不漫也。独体谓之文，合体谓之字，六义相资，自夫程邈造隶、王次仲制分，趋省易，而文字破坏则代益非矣。”认为次仲致力书法改革，达到相当境界，且乐此不疲，所以名扬后世。清代权万《江左集》有《卦名说》记：“古文天字作，是乾三画之微曲，象覆下之形也。然不曰乾而曰天者，非遇王次仲、程邈，不可究诘。”把次仲当作中国书界先师，可解答古文字沿革的难题。
其二是秦时的羽人，即秦时飞仙。次仲长着翅膀在天空飞行，住在大翮山，拥有超凡能力和不老之身，即“履真怀道，穷数术之美”。《仙传拾遗》记：“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因具有神通，不屑为始皇帝效力，当被关进囚车，他便显示神通。“首发于道”时“化为大鸟”，翅膀一抖撑破囚车，“出在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延庆从此有了“大翮”“小翮”之山。使者见此，吓得惊慌失措，赶忙跪拜祈求：“无复命，必见诛，惟神人悯之。”大神“徘徊空中”心怀不忍，用喙“拔堕三翮”，两根化作“翮山”之峰。使者得其一根，作为证据呈给始皇帝，以避杀身之祸。至此，始皇帝才知次仲是神仙，由此甚为悔恨。为表内疚，“因名其地为落翮山”。落翮山名是始皇帝所封，这段“皇封”的历史弥足珍贵。
南朝《述异录记》记：“大翮山、小翮山在妫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学，而家远常先到，其师怪之。谓其不归，使人候之，又实归在其家。同学者常见仲捉一小木，长三尺余。至则著屋间，欲共取之，辄寻不见。”说明，次仲自幼就掌握神通之术。明代张宇初《岘泉集》有《还真集序》记：“殆秦皇汉武惑方士药石之术，虽有王次仲、东方朔之徒，而不知师，而其邪说滋蔓淆杂，卒以殒身，则世之鸿生硕士，并起而訾斥之，亦宜矣。”把次仲列入仙籍。明代《宣府镇志》记，次仲“性能窥恻造化，变通无穷”，能通过去、看未来，似孙悟空会七十二变，最起码是地仙。其“隐居庸山中”，是仙迹体现，所以“不为禄仕”超出了俗人认知。汉魏时期延庆有“灵亭”，《魏土地记》记：“清夷水又西灵亭城水注之……又南径灵亭北，又屈径灵亭东，落次仲鸟翮于此，故是亭有灵亭之称矣。”说明，汉魏时延庆有“灵亭城”，“亭”是古代设在路旁的公房，供旅客停宿，包括亭邮、亭寺、驿亭、亭舍、亭传、亭置、亭驿等。“灵亭”之“灵”也是神迹的体现。
次仲感觉苍颉造的字“然其文繁，无所会据，学者难焉”，于是“因其意旨，更为隶法，简略径直，急速即可成章。”次仲从便书写、便推广、便辨识的角度，改革仓颉古文字。从仙人的角度来说，是为古华夏人类指点迷津，并且进行定量传播。当时，始皇帝刚刚焚书，即“燔书”，因古文字各国写法不一致，文字改革符合时代所需。始皇帝统一六国后，次仲帮其完成“书同文”战略部署，这项成果沿用至今，可谓影响深远。
当时，始皇帝刚刚坑儒，即“废古训”，面临各国制度相互矛盾，即“官狱多事”局面。各类大小官司，按照楚国的标准齐国人不服，按照魏国的标准燕国人不服。依此类推，始皇帝需要处理的案件汗牛充栋，用古文书写判决太过繁琐，符合次仲文字改革的初衷。始皇帝因此“得次仲书大喜”，面对“次仲皆辞不至”的桀骜，始皇帝虽“怒”却保存理智，“因令下杜程邈增损其书”。以程邈为后继，全部完成“书同文”目标，在国家得以“行之”。“以为可施诸徒隶最便者也”，故而名曰“隶书”。中国历史上，“徒隶”泛指囚犯、苦役，“隶书”，肯定不是这类人，是最基层的官差，即在秦朝吃“官饭”者。
晋代卫恒《四体书势序》记载，传承王次仲所创隶书的人很多，即“世多能者”，也就是始皇帝推动的“书同文”效果显著。到东汉时，“灵帝好书”，而“师宜官为最”，汉灵帝“甚矜其能”。宜官“每书削（竹版刻字）”之后“辄（赶紧）焚（毁掉）其札（竹版）”，避免他人偷学。宜官同时代人梁鹄勤学书法，“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最终，梁鹄因为“攻书”被选为部尚书。曹操以梁鹄为典范，经常把作品“悬着帐中”或“钉壁玩之”，对属下说，梁鹄之字“胜宜官”。《晋书》记载，师宜官的字“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师宜官后在袁术手下为将，袁术在钜鹿所立“耿球碑”，就是宜官所书。
梁鹄投奔刘表，曹操攻破荆州，四处寻求梁鹄。梁鹄担任选部尚书时，曹操想做洛阳令，梁鹄却任命曹操为比部尉。梁鹄害怕，自缚到曹操门前谢罪，曹操让他代理军司马。梁鹄在秘书省任职，以勤奋书写来效力，到晋代时留下很多手迹，宫殿上的题署大多出自梁鹄所写。梁鹄擅长写大字，邯郸淳擅长写小字，梁鹄说邯郸淳得到了王次仲的笔法。梁鹄的弟子毛弘在秘书省传授书法，晋代的八分书都遵循毛弘的笔法。梁鹄大概见过次仲的书法，所以有资格评价邯郸淳。唐代蔡希综《法书论》记：“程邈改为隶书，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次仲又以楷法变为八分，其后继迹者，伯喈，得之极。”可见，东汉大儒蔡邕也是次仲的传人。
在中国文化中，次仲神迹是重要典故，古时文人由此引申出固定词汇，特指其事。如宋代吴淑《事类赋》记“羊肠鸟翮”、宋代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道教门神仙名义》记“振翼起去”、元代阴劲弦《韵府群玉》记“三翮”、明代陈禹谟《骈志》记“大翮山温汤”、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记“落翮”、清代康熙《御定渊鉴类函》记“飞凫化鸟”“委羽落翮”“二翮”“八分”“灵亭”等，均由“次仲化鸟”引发而出。《御定渊鉴类函》记：“翻然高翔，至于西门山，落二翮，因名鸟翮山，今山在北直隶隆庆州城北”。把次仲故里明确定在“隆庆州”。“隆庆州”为明代延庆地区建制，《御定渊鉴类函》所记，是引于明代隆庆元年（1567年）以前的明人某部著作，所谓“落翮山”“鸟翮山”“大翮山”“小翮山”“西门山”当指同处。
东汉蔡邕（133年至192年）《劝学篇》记：“上谷王次仲，初变古形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数书，小篆古形犹存，其半八分，已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隶不能生八分矣。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式。’或云：‘后汉亦有王次仲为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学者务之，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故梁鹄云：钟繇善章程书是也。夫人才智，有所偏工取其长而舍其短。谚曰：韩诗郑易挂着壁，且二王八分，即挂壁之类。唯蔡伯喈乃造其极焉，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肯定了王次仲为首创“八分”。北魏阳固《北都赋》记：“王次仲匿术于秦皇，落双翮而冲天。按数家之言，明次仲是秦人，既变苍颉书，即非效程邈隶也。”肯定了王次仲独自改革文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