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
五桂头作为延庆地名，延庆地区少有人知。但北京地区总有喜欢冶游之客，每到关沟访古探幽，五桂头是必然打卡之地。追古溯今，五桂头之名历经7次变迁，其多为用字之变，其声至今已经沿亘将近八百年。
古籍所载，最早沿用其声的，是在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年）四月，元人周伯琦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改迁为监察御史，视事第三日即四月二十六日，元顺帝北巡上京。按例，周伯琦扈从随行。往返之途，其作诗系列，录为《扈从集》一卷，记录了延庆风物。如“五月一日，过居庸关而北，遂自东路至瓮山。明日（五月二日），至鸡坊，在缙山县之东。缙山，轩辕缙云氏山，山下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今名龙庆州者，仁庙降诞其地故也。州前有涧，名芗水，风物可爱。又明日，入黑谷……”记录下三个延庆在元代的信息，其一是地名，包括“瓮山”“鸡坊”“芗水”“黑谷”“缙山”。其二是特产“粟”即谷子，因其颗粒饱满，每年专供皇家食用，若为当今时代，便是驰名商品，供不应求。其三延庆是黄帝时期缙云氏发祥地，是元仁宗诞生地。
当年七月二十二日，周伯琦随元顺帝自上都由西路南返。至怀来县时，所见所闻为：“山水环抱流注，市有长桥，水名妫川，郡有碑可考。县南二里，巴纳也，凡官署留京师者，皆盛具牲酒果核，于此候迎大驾，仍张大宴，庆北还也。南则榆林驿，即汉史卫青传所谓榆溪旧塞者。自怀来行五十五里，至妫头，又十里，至居庸关……”
所谓“妫头”即“五桂头”在元时的称谓。明证如下：明《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载：元世祖庚申年（1260年）四月十九日，忽必烈命宣慰使祃祃秀才等，自燕京经由望云直至开平府，验地远近、人数多寡，起立急递站铺。于大都东西北道，起立一百铺，于各州县亲管民户内佥拨到铺兵1018户，拨于各铺当役。北道花园铺，至云州赤城四十二铺，每铺一十里一铺，额设铺兵一十六名。其中，昌平县十一铺，其最北为居庸关（今上关）。龙庆州二铺，即北口（今八达岭）、妫川。怀来县十一铺，棒槌店、榆林、怀来等。按元代初期的以上急递站铺，从怀来要经榆林、棒槌店、妫川、北口，到居庸关即上关城遗址，应为五十里。
周伯琦为元代末期人，按照元制一里约合369.6米，从怀来到妫头计约20328米。在宋朝，一里约442.5米。元朝灭宋，初期当沿袭宋制，从怀来到居庸关（今上关）计约22125米。因此，从妫头到居庸关（今上关）约1797米，与当今测量的五桂头到上关的距离十分相近。由此得出结论，周伯琦所说“妫头”，即是现在的“五桂头”。“妫头”就目前资料来看，是“五桂头”最早的称谓。中国古代，长度单位标准不相统一、较为混乱，元初与元末对于长度单位虽都采取“里”制，但“里”制换算成米的标准并不一致，由此给后人造成迷局。
元代之所以把其叫做“妫头”，盖源自延庆起自唐代“妫川”的名字。在元代，“妫头”与“弹琴峡”实为一处，“妫头”为实指的地名，“弹琴峡”为“水流石罅，声若抚弦”景观的名称。譬如人有本名，也有本名以外的称呼，如艺名、诨名、绰号、混号、诨号、别号等，如“宋江”为本名，“及时雨”为别号。
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辽朝新君初立之机，派三路大军北伐。最初，进军顺利，收复不少失地。不久，西北路军米信部、东路军曹彬部均失利，宋太宗急令撤退，命西路军潘美、杨业护送百姓内迁。杨业孤军奋战，最后负伤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北伐失败，使宋对辽的战略关系由进攻转为防御，造成“终宋不振”。南宋李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载，北宋吏部尚书宋琪曾就雍熙北伐上疏宋太宗以献策：“仍虑步奚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军以来山中把截，此是新州、妫山之间南出易州大路，其桑水属燕城北隅，绕西壁而转。”
宋琪（917年—996年），幽州蓟县（今大兴区）人，自幼长于契丹治下，中契丹会同四年（941年）进士，熟知北地边情，因此其上疏中的“妫山”，当是北宋对延庆和怀来的统称。但又注：“《宋会要》蕃夷之八及上引《宋史》《奏议》均作‘妫川’。”李焘（1115年—1184年），是南宋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其“妫山”和“妫川”两说并引，说明延庆和怀来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妫头”之名产生的源头，是延庆地区“妫”文化1400余年沿袭不断的证明。
明代王士翘《西关志》载：“五龟山下有弹琴峡，两山夹峙，下有深潭，遇淫雨连绵，山崖水滴石罅，有声若弹琴，历代多有名人吟诵此景。”“五龟山”，是继“妫头”之后的第二个名称。清代陈梦雷《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百五十《宣化府·山川考》载，有五龟山“在城南三十五里”，对《西关志》“五龟山”明确做了两相印证。民间因“妫头”西峰山形如乌龟，俗称“乌龟头”，是继“妫头”之后的第三个名称。
清代康熙年间迟月豫和程光祖纂修《延庆州志》载：“令五龟玉峯之胜，排闼而入瀹，妫水如带，州学缘是一新。”清代乾隆年间李士宣和周硕勋纂修《延庆卫志略》载：“琴峡清音，关北（今居庸关）十五里五龟山下有弹琴峡。”又载：“五龟山，关北十五里，俗称五龟相聚。”清代光绪年间屠秉懿、胡振书、张惇德纂修《延庆州志》载：“五龟山，在州城南三十五里。《宣镇志》：一名五贵山，有弹琴峡。”
传说，燕王朱棣曾带兵攻破居庸关，但却攻不破关沟里的乱柴沟（“乱柴沟”是继“妫头”之后的第四个名称）。军师姚广孝献计说：“有火氏（也有说霍氏）五兄弟曾在元朝担任军职，擅长施放火炮，但现在都已经离军回家。”朱棣大喜，马上备礼聘请五兄弟。五兄弟熟知地理，便摆开火炮，连天猛轰。不久，乱柴沟便成为一片火沟，元兵都弃守逃命，明军得胜。朱棣当了皇帝，对火氏兄弟十分忌惮，便按了个蒙古奸细的罪名，把五兄弟枭首示众，五颗头颅悬于“妫头”山崖。五兄弟死的冤屈，魂魄化为厉鬼，在“妫头”作乱，搅得关沟里人心惶惶，人们就称此地为“五鬼头”，是继“妫头”之后的第五个名称。
火氏兄弟无辜被诛，使朱棣的功臣人人自危。朱棣为安稳臣心和平灭五鬼作乱，便把火氏五兄弟封为“五显财神”（也称“五鬼财神”），并在关沟石佛寺西建“五显财神庙”，使火氏五兄弟得到世代香火供奉。从此关沟里五鬼消踪，商旅得以安全通行，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人们便把“五鬼头”改称“五贵头”，寓意五财神降福，皆为“贵神”，是继“妫头”之后的第六个名称。
民国24年（1935年），经济新闻社出版马芷庠编、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载：“弹琴峡，在居庸关南五鬼头，又名五贵头，山洞口，丛山叠障、万树吟风、洞口终年流水不息，两路歧流、同犇涧下、水韵石声、叮当悦耳、崖下刻有弹琴峡及名人字迹甚多。”
清代陈梦雷《方舆汇编·边裔典》卷一百三十六《蒙古部·汇考二》载：“明景泰元年三月，蒙古也先和赛刋王寇大同和阳和，大同王寇偏头关，答儿不花王寇乱柴沟，铁哥不花王寇大同八里店，铁哥平章寇天城，脱脱不花王寇野狐岭并万全。”其实，“妫头”本无“乱柴沟”之名，是后人移花接木的结果，事件的经过和结果迥然不同。
火氏五兄弟的故事，到清朝的时候还名动京师，可见其虽为传说，但影响相当深远和广泛。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滦阳续录四》载：“宣武门子城内，如培者五，砌之以砖，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时，用火仁、火义、火礼、火智、火信制飞炮，破元兵于乱柴沟。后以其术太精，恐或为变，杀而葬于是，立五竿于丽谯侧。岁时祭之，使鬼有所归，不为厉焉。后成祖转生为庄烈帝（即崇祯皇帝），五人转生李自成、张献忠诸贼，乃复仇也！”纪晓岚记述的，乃是北京城里老百姓口口相传、代代相承，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大明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婉转故事，令人嗟叹不已。对此，纪晓岚也不相信，“此齐东之语，非惟正史无此文，即明一代稗官小说，充栋汗牛，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
但这五个砖丘别具用途，纪晓岚记载：“戊子秋，余见汉军步校董某，言闻之京营旧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势，惟宣武门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汇于子城，每夜雨太骤，守卒即起，视此培確，水将及顶，则呼开门以泄之，没顶则门扉为水所壅，不能启矣。今日久渐忘，故或有时阻碍也。其城上五竿，则与白塔信炮相表里，设闻信炮，则昼悬旗，夜悬灯耳。与五火神何与哉。此言似乎近理，当有所受之。”五火神作为传说，还影响到明代的鼓词曲艺领域。明代鼓词作品以五火神为题材，艺人们创作了《大明兴隆传》《乱柴沟》，但演出和唱词情况则缺乏记载。
清代韶公编辑的《燕京旧俗志》，对五显财神也有记载，并有多种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为：“谓此五人者，为前明永乐时之勇士，惟最长者仅存一目，余均系盲瞽，而非常英勇，均能皆以臂挟巨砲随意轰击，为永乐皇帝所收用。令其用砲轰击胡人，大败之，现由南口至青龙桥之关沟，即此五人砲轰之成绩也。永乐皇帝畏惮其勇武，恐无人能以防制，欺其瞽目，乃醉以酒而杀之。又复追念其勋劳，封为五显财神。说者谓其财神，既醉且盲，往往举措乖谬，滥以福泽加人，如恶劣愚蠢之夫反得饱亨，厚福而道德聪颖之人竟至终身穷乏者，即为醉盲之故也。”当时的京城人认为，五显财神都是盲人，而且是醉酒之后糊里糊涂，因此给人降福送财的时候也是非不分，让恶人蠢人得到富贵，真正厚德之人反而使贫穷困苦，通过传说的形式对当时社会进行了讽刺。
祭祀五显财神，是在每年正月初二，烧香也以早为贵，传说早烧香即早发财，晚烧香即晚发财。于是有人正月初一就住在庙里，专等夜里十二点时上香。这还不够，有优先权烧第一炷香的还要重金贿赂主持。如果某人有极大的势力，他人不敢竞争，也可以烧第一炷香。在清朝末年，能在五显财神庙烧第一炷香的，是内廷大总管李莲英，就是因其权力大，他人只可降而求其次。在五显财神庙烧香求财的，均为太监、仆婢、娼妓、优伶、江湖售技之士，及各公署之书吏、皂役、牢丁与一切身无正业地痞无赖者，仿佛五显财神专一保佑不正当之求财者。稍具学识之人，或者有正当之营业者，多不到该庙烧香求财。
“妫头”山下有摩崖石刻，竖版阴刻“弹琴峡”“五贵头”，字宽、高均50厘米，其左下竖式落款“邑人王福照书”。有“居庸关重修关帝庙创建魁星阁碑记”，落款“大清同治三年（1864）岁次甲子上元秋七月刻石”，碑文记述清末武状元黄大元事迹，及其1864年在“妫头”东山建魁星阁和重修关帝庙的始末。其他摩崖石刻有元泰定三年（1326年）藏蒙合璧六字真言及两处梵文摩崖石刻，均为元代文化遗存。
清代，延庆州城北上水磨村武生杜诗，在村开馆授徒传习武艺。同治二年（1863年）京师武场开科取士，杜诗带着徒弟兼义子黄大元风尘仆仆，赶往北京。途经“五贵头”，在关帝庙跪地祷告：“弟子进京赶考，如得高中，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考试前，主考官梦见黄虎口衔骨头冲上将台。第二天比试射箭，黄大元把骨扳指衔在口中。主考官联想到夜梦，便奏明皇上，钦点黄大元为新科武状元，补授乾清门汉人头等侍卫。同治三年（1864年），黄大元和杜诗到“五贵头”关帝庙还愿，重建关帝庙，并创建魁星阁。在崖壁碑刻“头等侍卫怀安黄大元倡修，保举孝廉方正武庠生杜诗总理，延庆州儒学训导永宁贡生王渠曾撰文。”后来黄大元奉命到广东平寇，死于乱军。
魁星阁为四角攒尖屋顶的亭式建筑，四角由四根木柱支撑，下为台基，南向有券门可供人出入亭内，亭内立石碑。亭西侧为中式窗，檐下悬宽大木质匾额。约在1885年，魁星阁被毁，只剩台基。20世纪初，魁星阁重建，在台基上建方形砖塔，塔身刷白，样式改变。魁星阁旁石壁，镌有“魁”字，另刻延庆州知府屠秉懿书“雄镇燕关”。1939年，由于洪水冲毁关沟段京张铁路，日本把“妫头”段铁路改线，平毁魁星阁所在山峰，魁星阁及“魁”字、“雄镇燕关”彻底消失。
以“妫头”为核心，两山相夹，形若壁立，虽为古道，势若关口。其附近的风景文物甚是繁盛。除弹琴峡之“琴峡听音”盛景，1907年修建京张铁路，在“妫头”峰下开凿供火车通行的山洞，由关冕钧题写“五桂头山洞”，“五桂头”之名即源于此际，是继“妫头”之后第七个名字。当年题写山洞之名，之所以把“贵”改为“桂”，詹天佑和关冕钧必定是通过讨论的。现在推想，大概因为“五桂”是对登科及第者或状元的美称，正契合黄大元夺取武状元的史实，且含义更加雅致，所以二人拍案叫绝定下此名，亦可谓美谈流传千古。
“妫头”西山峰半山腰，面向古道山壁有天然洞窟，分上下两层建有单坡重檐歇山式建筑，上层观音阁，下层关帝庙，均始建于元代，明清时多有修复。沿开凿的陡峭石阶而上，进山门数步即为寺庙院落，沿崖壁垒矮墙。檐廊木柱对联曰：“显应著雄关，盛德至今昭文武；威灵当紫塞，英风自古镇山川”，横批曰：“有求必应”。南侧石壁有摩崖石刻，亦是元代遗迹，只是岁月悠久，字迹不可辨识，古人打磨出的框状石壁，犹如一张白纸，激起人填补空白的冲动。“妫头”东山筑魁星，西山起关帝，可谓文武相互夹持，为曾经的延庆增添人文底蕴。
“妫头”俯瞰关沟古道，沿古道北行转弯处附近，台地上可以观瞻“弥勒听音”“听音弥勒”“弥勒听琴”“听琴弥勒”，透过“弥勒尊佛”券门，刻工粗犷的元代弥勒石像跃然眼前，弥勒笑容满面，充满安详之气，袒怀露肚甚是圆润，高1.45米、宽1.35米。据说，安奉弥勒的是座无梁殿，1900年无梁殿毁于八国联军焚烧。修京张铁路，遗址被废石埋没。1986年修建八达岭高速，弥勒得以重见天日、再现可掬憨态。
1939年，日本人加藤镰三郎著《北京风俗问答》，由大阪屋号书店发行。书中载：“到了晌午，过了青龙桥山洞，那山洞的上面就是有名的八达岭，可惜我们不能上去逛逛，心里实在是有点儿不尽兴，那只好等着再来罢。又往前走，一连过了三堡、弹琴峡、居庸关各地方儿，风景都是很不错的。弹琴峡山洞的外头，有一个亭子直立在山半腰里，又有一道小河儿，从树林子里跟乱石头当间儿穿出来，更觉着有点儿幽雅了。我们坐在火车里，两只眼睛简直的不够使的，瞧了这边儿又舍不得那边儿，瞧了那边儿又怕丢了这边儿。”“妫头”景致之美，让加藤镰三郎等外国人十分留恋。
遥想当年，“妫头”之下峡水涓涓。商队络绎，骆马铃声叮叮。行旅嘈杂，车轿嘎嘎而鸣。中外游客路过，或驻足摩挲石刻，或登庙堂远眺幽谷。随着京张铁路通车，距今百年已多，怀古探幽之客循平坦水泥路纷至沓来，依旧印证着“妫头”千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