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东亮
方言小说写作在中国当代小说素有传统，很多作家因此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刊登了项静的《新世纪以来的方言写作与风格化》，文中对方言写作给予了极高评价：“方言写作所昭示的地方风情和地方色彩转化成具有强烈认同的地方感，在文学形式和主题上建立了通向民族主体意识的道路，并且呈现出方言写作与中国社会内部和外部具体历史性情境之间复杂而特定的关联。”
2023年11月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的乔雨先生的长篇小说《长城传》，就是这样一部具有鲜活地域特征的优秀作品。书中大量京北长城地区方言、俗语歌谣以及充满地域特色的习俗的巧妙运用，仿佛带领读者回到了那个特殊的一百年，乡情、乡音、乡愁混合而来的乡土气息一起向读者奔涌而来。
一、长城文化的活化石——延庆方言习俗
长城怀抱、城堡众多的延庆区是北京地区特色鲜明的“方言孤岛”。延庆方言虽然属于现代汉语北方语系，基本属于北京到张家口大同片，但又与张家口、大同及延庆区周边的昌平、怀柔、怀来、赤城亦有很大的不同，从而使很多人感到困惑。延庆方言也因此被外界当作封闭落后的标志。
然而，近些年，经过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延庆方言与明初永乐时期的移民密不可分，换言之，如今延庆的先民主要是因为戍边修长城，而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
最初的延庆移民从哪里来呢？《中国农史》1996年第15期第3卷刊登了曹树基的2.35万字移民论文——《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此文曾对延庆——当时属隆庆州移民进行了较为详细介绍。
洪武时期曾经把居庸关外的居民迁入关南各地。永乐年间，出于对北部边防上的考虑，政府对这一区域采取了恢复和充实的政策。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在旧隆庆地视察，视察后重新设立隆庆州，将各地的罪囚1600余户迁入，8000余口。这1600余户分属隆庆州及所辖的永宁县，编成14里，恰好约110余户为一里，正合编制。隆庆辖十里，永宁辖四里。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明政府组织了一批民籍移民迁往居庸关外的保安州，这批移民主要来自山东、山西和湖广，人数约为2300余户,约合12000人。查嘉靖《隆庆志》卷1，发现这批移民实际上也迁入了隆庆。该志的“隅屯”一节云“本州原编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四隅，红门、黄柏、白庙、版桥、富峪、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人等充之。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阜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从这一记载可见，隆庆州的一般民籍移民后于罪囚移民迁入，即在永乐十二年以后迁入，其人数与罪囚移民相当，为1100户。
如果按照平均每户5.2人计算，这1100户约合5720人。这5720人加上先期到达的8000余人，再加上驻扎在隆庆左卫、永宁卫驻军及其家属（多为江淮人士）等1万多人，这2万多人构成了如今延庆人共同的祖先。
从这些来延庆保卫边疆人士的籍贯来看，主要是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而那8000人“罪囚”，根据远距离发配原则和明初历史看，应该以黄河以南的全国各地的人员居多。
一言以蔽之，明初延庆最早的3万多人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庆守卫长城，保护皇陵和京城的。
但是，仅仅凭借这3万多人完成抵御北元残余势力的进攻显然力不从心。于是，明朝持续不断增加这里的移民人数。
据《明朝河北移民的来源》介绍，《明永乐实录》和相关的地方志统计，永乐朝时期，共组织向河北移民15批次。
在移民来源的空间地域上，有2批来自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苏州、浙江等地，有5批全部来自山西，另有3批移民中包括山西等省份，有3批来自山东，有2批来自湖广（湖北、湖南）地区。
在移民迁入地的空间分布上，主要是北京周围的河北地区。
其中有6批明确记载迁入隆庆州（今延庆区）、冀州、枣强、卢龙、山海关、永平、真定府、晋州、藁城、保安、广平、清河、南宫等地。
从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在这6批明确记载的移民中，在如今的北京地区和延庆周边地区，只有延庆有大规模移民进入，这也是延庆明朝大规模移民的高潮时期。二是山西移民占比不到总数一半。这也许就是延庆方言南腔北调、东言西语与众不同的两个重要原因。
来自四面八方的延庆军民同仇敌忾，实行军屯民屯相结合的办法扩充实力，同时修筑延庆境内长城180多公里和南山道防御工事上百公里。那个时候，延庆山上长城环绕，山下南山道护卫，山下的城、堡、营、屯、关、口、司星罗棋布，和长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那时延庆著名的城池有隆庆城、永宁城、柳沟城、岔道城、榆林城、刘斌堡城、周四沟城、黑汉岭城、四海冶城和靖安堡城，围绕这些城池的军屯民屯行程多达上百个，号称“七十二联营。”
清军入关以及后来招募流民来塞外开垦，延庆居民引入了新的血液，方言习俗更加丰富多彩了。
目前延庆方言区竟然多达6个，很可能是不同时间、不同批次、不同地区的移民或者军队陆续到达，在相对区域建立城、堡、营、屯、关、口、司的结果。延庆方言也就是在此基础上交流融合形成的。
细细研究发现，延庆话有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东北等地方言俗语的影子。例如山西的方言“溜沟子”“将将儿”“，江苏的标准方言“草科”“促掐”，山东方言中“把家”“霸揽”“狗揽八泡屎”等等在延庆话中使用非常广泛。而这恰恰是长城文化的一个特征——多元性、包容性。从这个角度讲，延庆方言是长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珍贵遗存一点都不过分，这可以从元明清文学作品得到佐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