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新
学写书法，让我亲近了笔。一支支笔从记忆的深海中旋转而来，荡起的涟漪扩散着旧时光的踪迹。
最早看见笔，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奶奶送走在她家吃饭的人，站在门口转身对我们几个小孩说：“瞧瞧！人家吃派饭的‘大人物’，穿着带兜袄，口袋上插着笔，多带劲！你们长大也能这样就好了！”奶奶说完，又望了望他的背影。我不知道带兜袄的意思，但奶奶说的笔被我深深地记住了。我和奶奶都盼着有“大人物”来吃“派饭”，她觉得体面，因为生产队给派饭，都是安排干净的农户，一顿饭还有两毛钱四两粮票的补助；我就想看看人家口袋上插的笔。
终于又有人被派到奶奶家吃饭了，我和堂兄弟趴在门缝往里瞅，使劲看“大人物”的口袋。他的上衣口袋露出烟卷粗、黑乎乎，闪着光的头——那是笔吗？应该是，我记着奶奶说的笔插在口袋上。那人瞥见我们，招呼进屋吃饭。奶奶让我们等他吃完我们再吃。我进屋又盯着他的上衣兜，那里有个小盖，盖上留个小口，正好让奶奶说的笔露出来。那天在奶奶家吃什么饭忘记了，但奶奶说的“大人物”上衣口袋插着的笔，却像印章一样扣在脑海里。
小伙伴一起玩，说到上衣兜里插笔的事，大几岁的姐姐说：“到她家吃派饭的人插着两支笔呢，一高一低。她还听大人说，看谁官儿大不大，口袋露笔知道啦。”我又盼着插两支或者更多笔的“大人物”到奶奶家吃饭，一直盼到我上学也没有盼到。我有意识地看爷爷、父亲他们穿的对襟袄，没有插笔的口袋；再看左邻右舍的人，也没有人在口袋上插笔。懵懂的我，感觉口袋上插笔不是我们农村人的事儿，那支笔不一般，它像过年才能吃到的猪肉、穿到的新衣服一样，闪着光亮投射在我童年。长大后，我弄清了小时候奶奶口中的“大人物”是下乡干部，他们穿的衣服是中山装或者制服，上衣口袋盖专留插笔的口儿。那时候，上衣口袋插笔是一种时尚，暗示身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识。
我上小学了，用两分钱一支的铅笔写汉语拼音、做算术题。把铅笔用到小手指长，还舍不得扔掉。班里的同学也一样节俭，有个同学用从兵工厂捡回的子弹壳套在铅笔头上，引得大家眼睛直勾勾地看，围着他挨个去试写字的感觉。当我握着冰凉发光黑黄色子弹壳的笔套时，想起了在奶奶家吃饭的“大人物”口袋上插的笔，感觉很神奇。
我上小学三年级，花五毛钱买了一支钢笔，拧开笔帽写字。我特意看看没有笔夹，不能插在上衣的口袋上，我上衣也没有口袋。尽管如此，用钢笔写字依然很满足，蓝黑字映衬得老师的红勾格外鲜艳。后来，我使用能拔帽的钢笔，还有经常哈口气才出油的圆珠笔，陪伴着我学习的历程，直到师范毕业。
教书的时候，用粉笔板书。黑板像老人的头发一样，灰白中夹杂着点点黑色，粗糙不平。写字的时候，粉笔末像雪屑一样飘落在手上、头发上、衣服上，也随着授业解惑落到花朵们的周围。粉笔用石灰做的，时间久了，手被烧得总是脱皮。
课堂用粉笔写字，课余时间刻卷子用铁笔。给学生测验的练习卷，用铁笔刻蜡纸，再用油墨机印出来。铁笔比钢笔长，笔头是钢制的，很细很尖，把蜡纸铺在石板上刻写。虽然刻蜡纸比较简单，但我开始刻的时候也废过一些纸。刻写比钢笔写字慢，我掌握不住手劲，有的字“蜻蜓点水”，用油墨滚子滚那些字，蜡纸漏不下墨而成空白；有的字又用力过猛，划得蜡纸“伤痕累累”，油印漏墨而成黑乎乎点子，也无法用。经历几次失败，我找到手感，用铁笔写楷书或仿宋体，一笔一划，笔笔到家。刻写时，如鸟鸣啾啾，如播种片片，在劳作中栽植一个教师的希望，别有一番惬意。
“忽如一夜春风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无尘粉笔、无毒粉笔进入课堂，师生每节课不再遭受粉笔末的侵扰。尤其到了新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教育时代到来，电子白板、网络平台等多媒体设备进入课堂。教师在讲授中，利用多媒体进行PPT演示、文件传输、实物展示。具有魔力般的感应笔，在电子白板上既能写字，又能像计算机鼠标一样打开按钮，根据教学需要随心所欲找到辅助内容。感应笔犹如打开万花筒，各种各样的图形、五彩缤纷的色彩……开启一方直观斑斓的世界，把学生巧妙带入情景中愉悦地汲取知识的甘露。
工作之余，写点文字，或敲打电脑键盘，或点击手机上的字符，一行行字出现屏幕上，比路边修剪的隔离带更整齐划一。此时闪烁的光标完成书写笔的华丽转身。
笔在古代位于文房四宝之首，因而在报告文学、评论性的新闻中常用“笔者”代替“我”，彰显笔的重要性。环顾周遭，在我学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笔，渐渐退后到偶尔使用签名的地位，大多数成年人已经没有握笔书写的习惯了。
此刻，我又像学生一样手执毛笔，一笔一划地书写文字，品味着古代“尖、齐、圆、健”的四德内涵。文化学者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笔墨祭》篇中，写毛笔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努力去捕捉“美的精灵”，让它化成尖尖的小荷，在岁月的池塘上摇曳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