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轩
长城脚下的八达岭镇和康庄镇是延庆联结北京、张家口的重要通道，地处延庆区西南部，毗接北京市昌平区、河北省怀来县。八达岭镇地跨燕山与太行山的交汇山麓，地理优越而形势险要，历史厚重而形胜壮伟，依托长城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禀赋，成为北京长城文化带、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核心区之一。康庄镇环抱于长城、妫河与官厅水库之中，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发达，正在全力建设“园艺风情小镇科技创新家园”。两镇地缘相邻，山川相依，人文相融，南拥长城雄姿，北依妫河潺湲，古道驿站、百年京张贯穿中路，美丽乡村、城堡烽燧缀映田园，红色印记、革命丰碑赓续血脉，自然风光和历史景观相得益彰，自古就是长城地带著名的交通枢纽、军事要冲和文化走廊。
（一）
岁月绵绵，古道悠悠。八达岭、康庄地区地理形势特殊，古道交通繁华，切近“天下九塞”之一的居庸塞（《吕氏春秋·有始览》），捍蔽“太行八陉”之一的军都陉（晋郭缘生《述征记》），燕山南北、太行东西于此交汇，关沟古道、京张通衢在此对接，从而连通华北平原出入京冀、联络晋蒙的襟喉之路，因而见证多元民族络绎而至、往来不绝的互动交流。
在这条承载历史过往的千年古道上，八达岭既是延庆地缘交通的关键部位，也是北京长城文化的著名地标。作为地名词汇，八达岭系指明代八达岭长城倚靠的高山峻岭，大致呈东西走向，素以险要、通达著称。
八达岭迤南，关沟两侧山岫层深，道路曲折险远。自昌平南口入谷，地势逐级抬高，行至八达岭时，相对高度已递增500余米，沿途山势也呈阶梯状攀升，绝对高度可逾千米。登岭举目，崇山叠翠尽收眼底，甚至可在“侵晨日初出时，望见京师”（明嘉靖《隆庆志·寺观》）。因此，古人将八达岭视为关沟的地理屏障，称其为“关山最高者”（明蒋一葵《长安客话·边镇杂记》）。
八达岭迤北，高山险阻渐成丘陵起伏，关沟古道陡然趋降，自岔道城分路，以至通达延庆全域，又与冀西北古代交通路线——上谷干道相互连接，直抵怀来、宣化、张家口等塞上城邑。由于这些道路始从岭北分支延展，所以八达岭又是关沟“羊肠鸟道”向京张山间盆地过渡的“豁然坦夷”处（明嘉靖《隆庆志·山川》），故谓之四通八达。
据考，“八达岭”其名在金代就已出现，沿用至今已历800余年，诗人刘迎曾由南向北穿越关沟，行经八达岭时，深感旅途艰辛，故而创作诗文《晚到八达岭下达旦乃上》《出八达岭》以纪实况，成为12世纪延庆山川地理、风土物候和行旅经历的珍贵写照。
晚到八达岭下达旦乃上
[金]刘迎
车马两山间，上下数百里。
萦纡来不断，奕奕似流水。
鲸形曲腰膂，蛇势长首尾。
我车从其间，摇兀如病齿。
推前挽复后，进寸退还咫。
息心固安分，尚气或被指。
徐趋自循辙，躁进应覆轨。
行行非我令，柅亦岂吾使。
倦仆困号呼，疲牛苦鞭箠。
紞如五更鼓，相庆得戾止。
归来幸无恙，喘汗正如洗。
何以慰此劳，村醅正浮蚁。
根据诗文描述，八达岭下的路途崎岖而艰险，置身沟谷的车马队伍一路颠簸，行速缓慢。上坡时，人们既要加紧驱赶牛马拉车，还要奋力前挽后推，亲自助力驱车，只能依照辙痕前行，倘若急于求进，车驾则有倾覆危险。经过一夜长途跋涉，已是人困马乏，天亮以后才终于通过八达岭。
出八达岭[金]
刘迎
山险略已出，弥望尽荒坡。
风土日已殊，气象微沙陁。
我老倦行役，驱车此经过。
时节春已夏，土寒地无禾。
行路不肯留，奈此居人何。
作诗无佳语，以代劳者歌。
八达岭过后，关沟山险已尽，视野豁然洞开。春夏之际，延庆地区依然天寒地冷，庄稼尚未覆盖田土，川原上还是一望无际的荒芜萧瑟。这样的气候和景象略同于边塞，与中原风土有很大差别。因此，旅人在经历关沟险阻后，即便身心疲惫，恐怕也不愿在此时稍歇停留。
（二）
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先后建立政权，并掌控燕山腹地。南下中原后，北京的政区地位不断发展，相继跃升为辽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成为全国的交通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延庆的地缘优势日臻突显，古道交通被开辟为御路、驿道，尤其是八达岭、康庄等地渐次成为三朝皇室捺钵驻跸、巡幸游赏的行经要地，随之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行苑文化。
捺钵（契丹语译音）指辽帝行营，引申为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辽帝保持着“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辽史·营卫志》），将营地迁移、游牧射猎等传统习俗融入政治活动，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捺钵制度。因随季节变化而巡游转徙，各有行在之所，故称四时捺钵。
据考，延庆作为捺钵路线，大约肇自辽景宗时期。其时，冬夏捺钵已从东北地区发展至延庆周边，分别涉及南京析津府（治今北京西南）、西京奉圣州（治今河北涿鹿）境地，而且景宗的潜邸就建在望云县（治今河北赤城北）。延庆凭借关沟古道、黑峪口道等山川路径，成为串联三地捺钵活动的交通枢纽，为八达岭、康庄地区形成捺钵御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辽景宗以后，圣宗、兴宗和道宗皇帝皆曾驾幸妫川，多次驻跸缙阳寺，或“登临观眺”，饱览形胜；或“追思往事”，忆昔沧桑（辽《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统和七年（989年）夏季，圣宗自南京析津府来延庆清暑，捺钵儒州（治今延庆）龙泉，期间“祭风伯于儒州白马村”，不久又西去桑干河岸打猎。统和十年（992年）岁末，圣宗再次巡幸延庆，隆冬时节飞鹰走马，“猎儒州东川”（《辽史·圣宗本纪》）。这些捺钵活动的实现，即以延庆南山八达岭、北山黑峪口等处的御路开发为交通前提。
辽帝的捺钵活动，进一步催生了延庆的皇家行苑文化。圣宗少年继承君位，其母萧绰即萧太后，摄政二十余载，常随圣宗巡幸、驻跸于南京、西京诸地，并在捺钵之处构筑行宫，兴建园林。延庆许多名胜古迹，诸如宫殿、寺观、亭池、花园、古窑、羊房等，都被传为萧太后设置的离宫别苑，大多分布在风景秀丽的妫河流域。例如，康庄地区的养鹅池（又名影娥池），相传就是萧太后在妫河南岸开辟的皇家行苑之一。据文献记载，养鹅池是一处规模宏大、形制瑰丽的人工池塘。池面宽广，“周围二里许”。池水充沛，“四时不竭”。池壁坚固，“悉用铁石扣甃”。池外环护围墙，四方皆设门道。池中建宫殿，殿中又有流水迂回曲折，“沿流俱有石坐”，仿佛流杯池。池台上还矗立着白石华表，雕琢精妙，“制极工巧”（明嘉靖《隆庆志·山川》）。虽然这些历史遗迹已年代久远、难探究竟，但是有关萧太后怡情妫川的传说故事，却依然在延庆民间广泛流传。
金代，捺钵巡幸因袭辽代御路交通，皇帝骑猎、游赏于春山秋水之间。延庆因是金世宗、章宗巡幸金莲川（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要路，亦相传建有行宫花苑。明代赵羾“妫川八景”诗咏《古城烟树》云：“明昌废苑护层城，古木苍烟画未成。”明昌，为金章宗年号。所谓“明昌废苑”，有研究认为就是金朝皇帝曾经驻跸延庆的行苑遗迹。
（三）
迄至元代，两都巡幸制度取代辽金捺钵旧制，延庆的交通枢纽作用更加突出。两都，即元代的上都、大都两座都城。元上都位于金莲川草原，曾为开平府，元初加号上都。元大都兴建于金中都故地燕京，至元九年（1272年）中都大兴府改为大都路，成为元朝首都。自元世祖忽必烈时起，每年春、秋两季，皇帝都要穿越燕山南北，跋涉千里路程，北巡上都再南返大都。两都巡幸周而复始，延续百年之久，交通轨迹大多遵循“东出西还”，从而形成黑谷东路、古北口东路、西路和驿路四条主要道路。除古北口东路取道密云外，其余道路均以延庆为交通咽喉，八达岭、康庄地区就是构成御道驿路的必经要地。
黑谷东路是元帝北巡上都的专用御道，俗称辇路。这条路线始自居庸关北，沿关沟进入延庆，并向东北部的黑谷（今黑峪口迤北山区）延伸，相继经过八达岭镇、大榆树镇、沈家营镇、旧县镇和香营乡，沿途置有瓮山、香水园、车坊等捺钵处，因从黑谷翻越崇山峻岭而直抵冀北草原，故有是称。该路在牛群头（捺钵地名，在今河北沽源南）与驿路汇合。
西路是元帝返还大都的交通路线。在元朝建立以前，这条道路曾是大蒙古国时期的驿道正路，称为“孛老站道”，后来演变成为元朝的捺钵西路。行程上，先自上都西南行至张北，再转向东南因循上谷干道，由宣化、怀来一线进入延庆康庄、八达岭地区，经榆林堡、三堡附近的捺钵处，复入居庸关回到大都。
驿路是供一般官员或商人活动的主要通道。该路依托驿站连接两都，介于东西二路之间，在居庸关外仍以八达岭、康庄地区为要途。八达岭南部设有北口军营，可提供食宿。度岭向西，还有棒槌店（今外炮村附近）、榆林驿等重要驿站。延庆迤西，驿路则由怀来转而向北，自枪杆岭（又名长安岭）翻越重山，经雕鹗、赤城、独石口等地进入草原，然后汇合辇路直趋上都。
据载，为满足皇帝驻跸游赏需要，元廷在继承辽金行苑遗产基础上，还在延庆构筑宫殿花囿，开辟栽种园圃，尤以富丽堂皇的香水园行宫、流杯池行殿，以及艺植瓜果的车坊官园为皇家设施代表。曾几何时，这些布置在御路沿途的捺钵景观，无论建筑布局或是环境营造皆堪称壮观，即便因元末兵燹而荒败，旧迹遗存仍令后世瞩目。明代方志就以“危檐杰构”“制极华藻”来概括其形制特征，并用“侈穷金碧”“极其宏丽”来评价其营造风貌（明嘉靖《隆庆志·宫室》）。
（四）
“居庸夹山僧屋多，凿石化作金弥陀。”（元袁桷《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十首》其一）除了御路、驿站与行苑文化，佛教胜迹也是见证古道沧桑的文化印痕。辽金元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保护、支持和尊崇，在延庆地区兴盛发展，相继修建了缙阳寺、灵照寺、宝林寺等梵宇古刹。不仅如此，佛教文化艺术在八达岭沿线的五桂山多元汇聚，相关建筑、造像和咒语延展分布于东沟至三堡一带，其营建雕凿大量以石为材，风格形态兼具藏传佛教特色，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气息，足以彰显延庆古道交通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
石佛洞
石佛洞（又名佛岩寺）是八达岭镇现存年代最早的佛教石窟，大约创建于辽代，位于东沟村东南的山谷之中。遗址有石室一间，系依托天然岩洞修整形成，室内供奉石雕释迦摩尼佛一尊。造像呈跏趺坐姿，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周身饰以彩绘。据明代《西关志·居庸关·祠庙》记载，佛像刻“开泰四年”（1015年）字迹，石壁上还有两处纪年文字，即“明昌元年”（1190年）、“大德十一年造”（1307年），说明该像应雕凿于辽圣宗时期，同时该寺在金元时期亦取得了延续性的建设和发展。
石佛寺
石佛寺也是以供奉佛教石雕造像而闻名的寺庙。据考，历史上的石佛寺在五桂山南北两侧各有一座，原址分别位于三堡村和石佛寺村的古道旁。
三堡村石佛寺在五桂山南约一里处，明永乐年间“因石岩以凿大悲像”而建寺（《西关志》），清代亦曾修缮。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文物普查发现该寺清式建筑，遗址为坐西向东的正殿三间，殿内曾并排供奉元代石雕造像五尊，自北向南依次为四尊佛像和一尊菩萨像（待考），推测寺庙始建经历或可追溯至元代。寺旁旧有泉池一口，为三堡村饮水之源，名曰“金鱼池”，即关沟七十二景之一。八十年代，寺庙遗址和金鱼池因修筑公路而全部掩埋，五尊造像遂迁至五桂山北，直至上世纪末随着水关长城景区开发，才被安置在今石佛寺（位于水关长城北侧）展示。
另一座石佛寺在五桂山迤北约一里、今石佛寺村西南，可能于元代兴建，遗址今已不存。该寺在明代为地标性建筑，以寺址为地望，不但在周边形成了与寺同名的村落“石佛寺村”，而且因之命名了附近的长城要隘“石佛寺口”——八达岭水关长城即修筑于此。近代以来，石佛寺这一地名还被用作铁路公路的隧洞名称，如京张铁路石佛寺山洞、京藏高速石佛寺一号二号隧道等，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寺中曾供奉元代四臂观音石像一尊。该像结跏趺坐，左手持莲华，右手持数珠，下二手结一切王印，系佛教密宗观音身型之一，称作六字明王。上世纪八十年代，四臂观音及其他散落石像被逐一收集起来，集中陈列在寺址东南新建的“石佛台”上。
摩崖造像
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五桂山、青龙桥和丁香谷附近山岩。其中，弥勒佛像在五桂山北，外砌石龛一座，券门刊刻“弥勒尊佛”四字。该像地处“琴峡清音”（明代居庸八景之一）风景名胜，故传“弥勒听音”之雅名。
五桂山南侧石面刻阿弥陀佛坐像，结妙观察智印。明代以来，杨家将保家卫国的故事盛传于八达岭长城地带，于是该像被民间增饰附会杨五郎之说，俗称“五郎像”。又如青龙桥南的公路旁，一尊菩萨坐像雕刻于青崖峭壁之上，亦被奉作镇守边庭的杨六郎，遂以“六郎影”著称。这两处遗迹即诗中所谓“绝壁云霞龛佛像”（元周伯琦《过居庸关二首》其一），成为八达岭古道沿线元代摩崖造像的著名代表。
此外，在山石罗布、花树丛生的丁香谷北山中，三世佛、观音菩萨两处摩崖造像掩藏其间，具典型藏式风格。三世佛造像属元代流行的“横三世佛”，中央为释迦牟尼佛，其左为药师佛，其右则为阿弥陀佛。菩萨像则以坐莲观音为主尊，其左右侍分别为善财和龙女，石壁亦刻绘净瓶、柳枝、鹦鹉等图案。
佛教咒语石刻
佛教咒语（陀罗尼）石刻即元代备受崇拜的六字大明咒，又称六字真言，镌刻在五桂山和八达岭关城迤西的石壁上。一般认为，这些咒语应刻于十四世纪前期，因为元泰定三年（1326年）五月，皇帝“遣指挥使兀都蛮镌西番咒语于居庸关崖石”（《元史·泰定帝本纪》）。西番咒语即指以藏文表现的佛教咒语，今昌平居庸关仙枕石上就留有元代藏文六字真言的刻痕。
实际上，这种镌刻活动从居庸关一直向北延续到五桂山、八达岭等地。五桂山现存咒语5处，位置集中且布局紧凑，外凿矩形浅龛，内刻六字真言，有梵、藏、蒙三种文字，而且组合形式多样。八达岭关城迤西的石刻咒语以藏文字迹为主体，周饰图案因年久漫漶而不可辨识。值得一提的是，这类陀罗尼石刻并不仅限于关沟地区，古北口东路沿线的番字牌村元代摩崖刻字也为同类题材，可兹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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