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2770期第4版）
地方武装方面。1942年3月，第10团第4连连长陈敬安调任昌延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姚佩军、高连青任副大队长，重新扩大县游击队。首先挑选精干的青年充实县大队，又深入到给敌人挖康庄护城河的民夫中进行宣传，冲散2000多人，挑选其中100青年补充县大队，很快发展到近300人。同时，抓紧重新组建区小队，大部由第10团派人来担任领导。不久，均发展至二三十人。昌延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在作战间隙进行学习与军事训练。1943年初，平北地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将县游击大队改编为县游击基干队，周德任大队长，又相继组建起多支区游击小队和村游击小组。更加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以粉碎日军的“蚕食”进攻，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到1944年，游击基干队发展到两个中队，约200人。加上区、村游击队，全县已有600多人的地方武装。
经济方面。抗日战争时期，延庆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既要筹款或缴纳粮食、布匹等物品支持抗日民主政权和八路军，又要应付日伪政权的各项税赋，经济负担十分沉重。1943年，昌延县政府曾对四、五、六、八、十区民众的税赋情况进行过一次统计，当时5个区共有土地约11万亩，日伪政府每年摊派上缴粮食高达14850石，每亩平均1斗3升5合。以辛宝庄和白河堡两个村为例：辛宝庄村总人口536人，全村税赋合计132543元（日伪方面占总数的86%以上，八路军方面占不足14%），平均每人负担247元；白河堡村总人口620人，全村税赋合计130670元（日伪方面占81.5%，八路军方面占18.5%），平均每人负担达211元。为减轻人民群众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上级指示，昌延县委采取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整顿财政、精简节约、开展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收到良好效果。
1942年1月28日和2月4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两个文件指出，减租减息是为了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目的是既扶助农民，又团结地主抗日。根据党中央指示，昌延县委对根据地减租减息工作进行了布置。但是，由于当时斗争形势严峻，八路军和游击队面临生存危机，所以根据地大多数村庄都是明减暗不减，群众并没有从这次减租减息中得到实惠。1943年5月，平北地分委作出《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减租减息和劳动政策的决定》，指出：在已执行减租减息政策而不彻底的地区，应着重纠正明减暗不减等现象，以保障与巩固农民的既得利益；尚未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巩固区和游击根据地，应积极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劳动政策；游击区具备条件的应适当地执行；没有条件的，在团结对敌的前提下，要准备和创造实行的条件；减租减息中，坚决执行地租不得超过总产量的37.5%，债息不得超过一分五厘的原则；要坚决执行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既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又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原则。当年，昌延县有50多个村进行了减租减息，次年有80多个村进行了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政策的逐步落实，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延庆贫苦农民经济上的负担，提高了民众以多种形式支持抗战的积极性。此外，在增资斗争中，昌延县岔石口的工人经过斗争，雇主给工人每人布3尺，棉花3斤，粮食800多斤。
（本文由北京市延庆区档案史志馆提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