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乡的故事，要从永定河说起。大约三千年前，永定河从西山奔涌而下，在今天的北京西南一带冲积出一片沃土。这里沙土疏松、水源丰沛，极宜花木生长。春秋战国时期，蓟城初立，花乡所在即为城南郊野，已是花红柳绿之地。
真正让花乡名扬天下的，是辽金以降的千年花事。元代，大都城崛起，达官贵人在此修建园林别业。廉希宪的“万柳堂”、栗院使的“玩芳亭”，成为城内文人雅士赏花游春的胜地。《析津志》记载：“京师丰台连畦接畛，倚担市者日万余茎。”这是“丰台芍药甲天下”的最早注脚。
明代是花乡花卉技艺的飞跃期。花农发明了“煻花”之法——以火炕、温室的温度催花开。明《帝京景物略》生动描绘：“草桥惟冬花……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元旦进椿芽、黄瓜。”隆冬时节得见牡丹绽放，在当时堪称奇观。也正是从明代起，花农们集资修建了花神庙，供奉十三位花神——比常见的十二花神多出一位，专为闰月“值守”。这一创举，折射出花乡人对花卉生产规律的精细观察和对神灵庇佑的虔诚期盼。
清代，花乡进入鼎盛期。康熙、乾隆多次亲临，留下“丰台仍是旧名呼，接畛连畦种植俱”等诗作。清人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中写道：“丰台在右安门外八里，前后十八村，泉甘土沃，养花最宜，故居民多以种花为业。”
所谓“前后十八村”，便是“花乡”这一地域概念的雏形。
彼时，丰台芍药与扬州牡丹齐名；草桥、黄土岗的茉莉、玉兰，源源不断运往城里的茶庄窨制花茶；卖花郎挑担入城，是京城百姓清晨最期待的身影。
民国时期，花乡成立了北京花行公会，维护花农利益。旧京街市，唯有卖花担可以不受“行规”约束，穿王府、过衙门，随处停留叫卖——无他，只因官民皆爱花。
新中国成立后，花乡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变迁。1984年，花乡人民政府正式设立。1987年，为突出产业特色，“黄土岗乡”更名为花乡，成为我国唯一以“花”字命名的乡级行政区域。
2021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实施行政区划调整，撤销花乡，设立花乡街道办事处。
新的花乡街道东至南苑街道界线，南至大兴区区界，西至宛平街道界线，北至马草河北侧。地名得以保留，文脉得以赓续，而花乡的崭新篇章，也由此开启。
花乡的文化，是花农的智慧。每年农历二月十二，丰台十八村的花农齐聚花神庙，祭祀花神、联络业务、请戏班唱戏，热闹非凡。
花乡流传着一句老话：“宁舍爹娘，不舍花行。”看似不近人情，实则表达花农对花卉事业的挚爱——爹娘若是真正心疼孩子，也绝不会让他们丢掉这门世代相传的养花手艺。正是这种代代相承的痴情，让花乡的花事绵延八百年不曾断绝。
清康熙年间，一位固伦郡主下嫁蒙古贵族，康熙皇帝特赐一株公主最喜爱的“富贵红”牡丹作为陪嫁。这株牡丹由白盆窑村的花匠送入宫中，又随着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远赴塞外。三百六十余载沧桑，公主后裔世代精心呵护，这株“陪嫁牡丹”竟枝繁叶茂、岁岁花开。
2021年，白盆窑村与公主后人取得联系，将“陪嫁牡丹”的分枝迎回故里，移栽于如今的花乡公园。2023年，这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牡丹首次向游人展出，一时传为佳话。
花乡公园为此专门辟建“陪嫁牡丹”广场，每逢暮春，牡丹怒放，游人如织。一朵花，跨越三百六十年，从花乡走出又回归花乡——这是花乡花脉不断、文脉不息的绝佳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