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园住到十二岁，便外出求学，毕业后在县城安了家。可那些日子里的细碎，总在某个瞬间冒出来。天不亮母亲就踩着露水去后院摘桂花，回来和新碾的糯米粉蒸米糕。我总蹲在灶台边，看她把米粉筛得匀，胳膊肘轻轻抵着灶台，粉落在瓷盆里“簌簌”响。偶尔有几粒漏在灶台上，她就用指尖沾着塞进我嘴里，甜得沾牙。“慢些晃筛子，粉细了才软和。”她边说边把我的手按在筛子上，温热的蒸汽裹着桂香扑脸，我趁机举相机按下快门——这张“灶台晨光”，成了我摄影的经典之作。
走出家门，便是村口那棵老核桃树。树干得两个大人合抱，枝桠伸得远，夏天能遮大半个晒谷场。傍晚乡亲们都往树下凑：父亲坐石凳上编筐，竹篾在他手里转得飞快，断篾时总用牙咬，嘴角沾着青竹屑，说话时会掉在石凳上；翠花婶子端着针线笸箩，笸箩里总放块薄荷糖，见我举相机凑过去，就摸出一块塞我手里，糖纸蹭手背，凉丝丝的；我们几个孩子围着树跑，比谁先找到蝉蜕。我最得意的是“竹影满筐”那张：夕阳把父亲的影子拉得长，竹篾在他膝头堆成小山，几片竹叶落在筐沿，刚巧被镜头框住。父亲见了笑：“你这小相机，倒把我手上老茧拍清楚了。”
再往田埂走去，就能看见父亲为我扎的稻草人。那年夏天麻雀偷稻穗，他翻出件旧蓝布衫——袖口磨得发毛，是他年轻时穿的——又找了顶草帽，用竹篾扎架子。我蹲旁边帮缝扣子，线总打结，他就把我的手裹在他手心里，教我“针脚要松，不然扣子会掉”。“给它画个笑脸，麻雀就不敢来了。”他用墨笔在稻草人脸上画两道弯，我赶紧把相机凑过去，拍下它戴草帽、衣角飘着的样子。后来稻子熟了，稻草人身上沾着金黄稻穗，我又去拍了一张，它站在稻浪里，像个守着家的哨兵。
这些年来，我在关于故园的影集里已经夹了三十多张照片：奶奶在院子晒辣椒，红辣椒串在竹竿上，风一吹晃悠悠；雨后石板路，孩子们光着脚踩水，水花溅到裤腿上；月夜田埂，萤火虫绕着稻草人飞，像撒了把星星。我所在的小城很热闹，高楼霓虹晃眼，我用手机拍过很多风景，可屏幕里的桂花没有香，外卖米糕少点甜，怎么也拍不出老灶台蒸汽的温度，竹篾在阳光下的光泽。
如今再回故园，土坯房变成小洋楼，老灶台换成新式灶台，可老核桃树还在，父亲也还坐在树下编筐，头发更白了些。他看见我，从怀里掏出个竹编水杯，把手磨得发亮：“编好两个月了，你一直没有回来。”我握着水杯，指腹能摸到编时留下的小毛刺。“还记不记得怎么编？”他递来根竹篾，我学着他的样子转，竹篾却总断，他笑着接过：“竹要削得匀，事要做得稳。”那天我又拍了很多照片：父亲编筐的手，母亲在新灶蒸米糕的背影，田埂上新稻草人——这次穿的是我的旧校服。
闲暇时，我会把照片一张张擦干净，指尖蹭过“灶台晨光”里的蒸汽印，好像还能闻到桂香。母亲在厨房喊“米糕要好了”，新灶上的蒸汽飘过来，和十年前一模一样。相册搁在窗台，相机镜头对着远处的高楼，可焦距深处，仍是村口那棵老核桃树的轮廓。那些定格的瞬间，是灶台前的蒸汽，是竹篾间的光影，是稻草人衣角飘起的旧时光——它们从未离去，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守在了根的深处。
□霍永安